引言

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入军事领域，重塑战争面貌，既带来机遇与创新，也带来挑战与考验。在此背景下，应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进一步廓清认知“迷雾”、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以更好地推进军事智能化发展。

保持战略清醒，把握军事智能化发展之势

今天，把握智能技术军事应用发展的时与势，就要进一步打破认知局限，使之赋能国防建设和军事能力提升，从而开辟一条战场牵引、集约高效、自主可控的军事智能化发展路径。

深入认识军事竞争焦点变化。智能技术深入发展、军事化运用持续加速，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思想，推动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演进。这不仅是军事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更是世界主要国家争夺未来战争规则制定权的战略博弈。全域“智”胜时代正加速到来，军事智能化已成为当前国际军事竞争的焦点。面对这一历史大势，后发国家和军队既面临严峻挑战，也拥有难得的机遇。智能技术通用性、开放性更强，一定程度上为后发国家和军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起点。唯有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奋起直追、争取“弯道超车”，探索军事智能化发展道路，方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成为驱动军事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从而在智能化浪潮中赢得战略主动。

科学审视智能技术赋能机理。从计算机科学的技术本源看，军事智能化发展的产物不是“黑箱”或“数字生命”，其仍是延伸人类智力的技术系统，是转化人类能力的物质载体。作为一种新型“工具”，其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信息压缩、规律提取、概率预测，模拟了人类的智能行为，以强大的泛化能力向军事全领域渗透，推动军事体系从“被动执行的系统”进化为“主动协作的智能体”，把人类从高危、繁重、低效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转而遂行更具战略性、策略性、谋略性的使命。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智能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军事和作战体系，但智能化战争仍如一座浓雾弥漫的高山，横亘在现实面前。特别是由于对其本质缺乏了解，容易出现技术恐慌、盲目崇拜等认知误区，应及时澄清模糊认识，从而使关注回归技术体系本身。

积极开辟军事智能化发展路径。军事智能化发展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实战能力的飞跃。要将智能技术与军事实践深度融合，以战场需求为牵引推动技术创新，打通从实验室到演训场再到战场的通道，以点带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让战场成为技术迭代的“试金石”“加速器”。要牢牢守住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底线，集中力量攻关军事大模型、算法框架等关键软硬件，构建高质量数据资源体系，为模型训练和战场应用提供持续优质稳定的“数据粮食”。要坚持集约发展、精准管理，优化国防资源投向投量，将宝贵的战略资源集中用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确保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技术产出，确保国防建设的可持续性。

深谙人机关系，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

军事智能化加速迭代，使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处境发生深刻变化。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如何才能保持主体地位？如何才能坚持人是决定因素？这些问题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发挥人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技术是重塑战争的重要力量，是进行军事活动的重要载体。今天，军事智能化发展虽逐渐由“人手”层面进入“人脑”层面，但军事智能化并不是无所不能、“包打天下”，仍是一种辅助角色、处于被支配地位，而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智能化可以扩展能力，但不能垄断军事意义；可以参与决策，但不能取代价值判断。要坚持人是军事智能化发展的主导者，智能作为一种军事手段不能凌驾于目的之上，“人是主体，技术是工具”的局面没有改变，人始终是那个追问“战争意义”“军事价值”的存在者。要确保军事智能化发展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明确人是最终责任主体，防范技术失控或滥用。

激发人的能动作用。“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战争实践反复证明，武器不能自动打仗，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说：“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如果兵器良、铠甲坚就能胜利，那胜负很容易就知道了。表面上看，战斗力效能是先进武器释放的，而实际上还是人与人的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的能动作用发挥得不好，做不到应时而变、应势而动，再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无人作战平台，也不可能发挥出高效能。

实现人与武器的高度融合。列宁说：“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回顾战史，从大刀长矛到枪炮坦克，从舰船飞机到核武器，从信息化武器到智能化装备，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当前，随着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武器装备正从移植人的体能技能向移植人的智能迈进，人机结合越来越紧密、界限越发模糊。但是，智能化不是武器替代人，正如无人机并非真的无人，而是武器在前台、人员在后台，把人的智能迁移到装备上，人机高度一体化。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带来的深刻挑战，要重新认识人与武器的关系，探索智能化条件下制胜新理念、新模式、新手段，实现人与武器的高度融合。

加强风险审视，推动军事智能化规范发展

军事智能化发展日新月异，面临的潜在风险也日渐凸显。要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加强预防、规范和治理，确保军事智能化发展守住底线、由人主导、安全可控。

警惕日益显露的风险。由于技术固有缺陷、作战失控隐患、数据安全脆弱、国际治理滞后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军事智能化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算法欺骗、数据污染等技术安全风险，可能从根源上破坏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导致模型失效、战略误判、决策偏差；低成本无人作战平台大量运用于战场，将明显压缩战争成本，从而降低战争门槛；军事智能化涉及多主体、多链条，一旦出现误击、滥杀，可能引发责任归咎问题，出现“皆有责、皆无责”的僵局；“算法对算法”的对抗逻辑更隐蔽、更危险，智能武器的颠覆性潜力将刺激新一轮军备竞赛；等等。这些“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的困境，都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坚持智能向善、可控发展。随着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对战争伦理与技术应用边界问题应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要坚持可控发展、约束开拓，反对不加限制地推进军事智能化，杜绝技术沦为无节制的战争工具，进而导致发展的失管失控。要坚持以人为本、有限运用，避免让人工智能过度影响战争决策、侵蚀战争的伦理与责任约束，避免相关武器系统误用、滥用甚至恶用，确保由人控制相关武器系统。要坚持智能向善、维护和平，将智能技术用于发展正当国防能力，服务于国家自卫防御、维护国际安全稳定，反对将人工智能用于军备竞赛、谋求绝对军事霸权。

加强风险防范和治理。军事智能化具有推演不确定性、约束规范滞后性、人机关系边界模糊性等特点。为此，要保持技术敏感，加深技术理解，形成技术自觉，高度关注各类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加强自主研发和实战运用研究，从而实现智能技术应用全过程的监督和防控；要分类分域防范，“技术能实现”不等于“军事能接受”，严格、科学、及时区分智能技术军事应用上的“能做”与“该做”，明确其在不同战场的应用程度；要以法为盾，破解伦理规范与技术迭代之间不匹配、不契合的矛盾，对智能技术军事应用形成有效约束；要加强国际合作，倡导多边协商，推动构建各方普遍参与、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确保军事智能化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行。（郝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