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海軍“漢森”號海洋測量船。

近期，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頻繁進行海域態勢感知行動，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測量船與海洋監視船進行海洋氣象水文調查、海底地形地貌探測，以支持其在該區域的活動。此前,美國在美日印澳“四國機制”領導人峰會上，高調推出一項海上安全新倡議——“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聲稱將提升太平洋、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各盟國和伙伴國的海域監控能力，並將此作為構建全球海域態勢感知體系的重要手段，引發外界關注。

海域態勢感知計劃醞釀已久

美國的“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計劃醞釀已久。早在2016年，美國會部分參議員就提出設立“亞太海洋安全倡議”法案，以提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等國的海洋安全與海域態勢感知能力。2019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防授權法案中提出將“亞太海洋安全倡議”擴大為“印太海洋安全倡議”，內容包括加強與新加坡、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太平洋島國的海洋安全合作，並將其擴大至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分析人士稱，美國意圖通過部署各種跟蹤識別系統、協調共享數據等方式，構建以新加坡、印度、太平洋島國為中心的海洋信息融合網絡，以實現信息共享。

拜登上台后，出台了新的“印太海洋安全戰略”，計劃5年內投入5000萬美元，用於開展包括海域態勢感知體系建設在內的海洋安全合作，同時還配套提出“太平洋威懾”和“海洋安全”兩個合作倡議，不斷加強前沿軍事部署。隨著太空衛星、無人和智能化等技術發展，拜登政府又提出“綜合威懾”新戰略理念，要求擴大水面、水下、空中常規和戰略性力量，整合太空、網絡、情報等各部門資源，進行海域態勢的綜合性偵察，特別強調加強與准軍事及民事力量的協同。

此外，拜登政府還試圖以提升聯盟和伙伴關系為基本路徑，通過人員訓練、裝備轉移、基地援建、直接撥款等方式，整合相關區域內有實力的盟國和伙伴國力量，提升其海域感知能力，從而建立從東北亞、東南亞延伸至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等區域的“准海洋安全聯盟”網絡。

意圖最大化維持地區力量優勢

海域態勢感知能力是美軍維持地區制海權和制空權壓倒性優勢的重要輔助性力量。美軍之所以頻頻採取行動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海域態勢感知，主要是出於對可能失去地區制海權和制空權壓倒性優勢地位的擔憂。當前，維持制海及制空的絕對力量優勢依然是美軍的主要戰略理念。為在亞太地區保持絕對力量優勢，美國以幫助域內盟國和伙伴國提升海上軍事和非軍事力量為借口，使用多種手段加強對競爭對手艦艇的跟蹤與監視，以達到牽制對手、實現其海洋霸權的目的。

此外，美國極力推動構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降低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成本。為緩解美海軍部分艦艇老化、戰斗機完備率偏低等問題，美軍提出大規模建造新艦艇、採購新一代戰斗機及增加部署新的防空和中短程導彈等計劃，這些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低迷，龐大的軍費開支讓美國財政不堪重負，這逼迫美軍在開展海外部署和海外行動時不得不考慮經濟成本問題。

因此，除要求盟國和伙伴國增加軍費分攤外，與盟國和伙伴國合作構建具有強烈軍事安全意味的海域態勢感知體系，成為美國的重要課題。美國高層認為，構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可借助區域盟國和伙伴國的力量，大大降低地區海域態勢感知體系建設及遏制競爭對手海上影響力外擴的成本，避免美軍在東北亞-東南亞-南太平洋-印度洋的漫長戰線上分散兵力和過度消耗。

深陷“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怪圈

事實上，美國一再強調要發揮盟國和伙伴國力量在“印太地區”海洋安全戰略實施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暴露出其意圖以陣營和實力而非互信和多邊共識塑造地區海洋秩序的企圖，其根本邏輯是以“權力至上”和“利益至上”為導向，通過拉幫結派的方式維護美軍在該地區的絕對力量優勢，從而實現其海洋霸權，這既是對多邊主義合作機制與共識的悖離，也給域內國家帶來更多困境。

為尋求抵近海域態勢感知的合法性，美國至今沒有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該公約是目前國際海洋規則秩序方面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然而，美國無視公約對於國家領海主權的保護性條款，刻意曲解公約以維持海洋霸權，盡顯美國“強權即公理”的霸權邏輯，也成為美國奉行“霸權和國家利益優先”的有力注腳。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不顧國際關系准則和國際法規定，頻繁在西太平洋地區進行挑舋性的海域態勢感知行動，甚至在行動中時常伴有軍事演訓等其他動作，充分表明其安全理念已深陷“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怪圈，這不僅無助於亞太地區傳統和非傳統領域的安全治理，還將使該地區海洋安全秩序的“碎片化”趨勢愈演愈烈。（方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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