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陝西總隊延安支隊組織部分黨員在延安紅色家風館開展教育實踐活動。杜威龍攝

初夏時節，大江南北綠蔭漸濃、山川染翠。

記者一行從首都北京出發，下三湘、走川渝、訪延安，追尋革命先輩紅色家風的印記。

家庭、家人、家教、家規……一路走來，記者看到舐犢深情也看到家國大義，看到身體力行也看到耳提面命，公與私的考驗、情與理的取舍、嚴與愛的辯証，匯成充盈著清風正氣的紅色家風，生生不息、歷久彌新。

回頭望、向前走，一個問題始終縈繞記者心頭：我們這代人該給子孫后代留下怎樣的家風遺產？

父輩身教在前，晚輩踐行在后——

以身作則是最好的家教

首都北京中軸線北延長線的東側，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巍然矗立。

步入一個個展廳，在2600余幅圖片、3500多件套文物實物中，記者看到了毛澤東曾經珍藏的兒子毛岸英穿過的衣物、趙一曼寫給兒子的絕筆信……其中，一張父子的合影讓記者駐足良久。

父親是彭湃，一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共產黨員，家裡擁有“鴉飛不過的田產”。當年為了革命，他說服家人把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被稱為“農民運動大王”。

其中一個兒子是彭士祿，新中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主持研制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為共和國的核事業隱姓埋名大半生。

1929年，彭湃高唱著《國際歌》慷慨赴死時，彭士祿還不滿4歲。往后歲月，父親對兒子所有的陪伴便隻剩下這張模糊不清的合影，上面寫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那是彭湃親筆寫下的父愛。

“父親將家產毫無保留分給農民，為革命犧牲﹔兒子把聰明才智毫無保留奉獻給祖國，終生不渝。這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紅色家風。”凝視這張父子合影，聽著解說員的點睛之語，記者感慨萬千。

湖南湘潭，彭德懷紀念館，在曾保存過“八萬言書”手稿的瓷壇前，講解員賀陽為記者再現了彭德懷與侄女彭鋼的一段對話——

“你當你的國防部長，干嘛要去管經濟問題？”1959年，彭德懷遭到錯誤批判后，彭鋼忍不住問他。“我怎麼能不管呢？我是共產黨員！”彭德懷說著激動起來，“我要對人民負責！”

“公而忘私的境界，具有感召后輩的強大力量。”賀陽介紹，彭鋼后來從事軍隊紀檢工作，她曾說“伯伯的話讓我受用一生”。

離開湘潭，一路驅車200多公裡，記者來到位於湖南永興的黃克誠故居紀念館，講解員周小玲為記者動容地講述了黃克誠大將的人生最后時光——

1986年，黃克誠病重被送進醫院，但他拒絕治療，要求把藥留給能工作的同志。他反復說：“我這樣一個油盡燈枯的人，為人民做不了什麼，為什麼還要花費人民的錢財來治病？”

“受黃克誠影響，他的幾個子女都在各自領域為國盡力、克己奉公。小兒子黃晴結婚時，用自行車把新娘接到家中，一起吃了頓飯，就算把婚事辦了。”周小玲說。

一路追尋，有贊嘆有敬服。李大釗烈士，當年經常捐出薪俸接濟貧寒學生和革命青年。他犧牲后，有報紙報道，“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宅室內“空無家具，即有亦甚破爛”﹔他的兒子李葆華，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卻一直住著20世紀70年代建成的住房，屋內是老舊的三合板家具﹔李葆華的兒子李宏塔，常年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一家三口在僅有55平方米的兩居室裡，住了16年……

革命家庭，祖孫三代，就這樣接力傳承，延續著優良家風。

不許私用公物，不許自視特殊，不許搞不正之風——

厚愛就要嚴管，嚴管才是厚愛

一個雨過初晴的夏日午后，位於重慶開州盛山公園的劉伯承同志紀念館，迎來一批批參觀者。記者注意到，一個展櫃前，人們常常駐足停留，不由自主地輕輕讀出聲來，口音雖然天南海北，語氣卻是一樣庄重。

展櫃中擺放的是一部老式磨損的撥盤式電話機，旁邊泛黃的紙上，寫有這樣一段話：“孩子們！這長途電話是公家為爸爸辦公而裝置的，你們私事不能用這個電話，更不能把親友帶來打電話。”

不到50個字，是父母對兒女的叮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為公與私劃定的界線。

在一塊展板上，記者看到劉伯承立下的另一條規矩：子女成家后必須從國家分給他的住房搬出去，否則“就叫特殊，群眾知道了，就不服你共產黨的氣”。

“很多人沒想到，當年領導干部家裡管得這麼嚴。”紀念館館長黃天亮告訴記者，一些年輕的觀眾不了解時代背景，甚至會不理解，覺得這是“不講親情”。

其實，在記者看來，這樣的不解，不僅一些年輕人會有，老一輩革命家的親屬子女最初也多少會有。記者想起多年前，採訪徐向前女兒徐魯溪時，她講起的一段往事——

上世紀80年代初，徐魯溪所在單位調整住房，把她住了多年的隻有8平方米的小房子換成了面積大一些的。徐向前聽說后把她叫過去，劈頭蓋臉一頓審問：“是正常調的房，還是搞了不正當活動？是不是托人說了話？要是搞不正之風，馬上退出去……”直到徐魯溪說清原委，才算作罷。

“當時也覺得委屈，差點哭了。”徐魯溪回憶說，越到后來越能理解，父親的嚴格是一種更深沉的愛。

厚愛就要嚴管，嚴管才是厚愛——這些年，黃天亮留意搜集中國共產黨人家教家風方面的故事，發現老一輩革命家普遍對親屬子女管得比較嚴，不允許他們自視特殊、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更不允許他們打著自己的旗號收受好處，亂說話，亂辦事。

從展廳回到辦公室，黃天亮拿出厚厚一沓資料，如數家珍地向記者講述：周恩來要求親屬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自己的關系﹔彭德懷主動要求給侄子壓低一級授銜﹔羅瑞卿要求子女上學填表時隻填母親的名字……

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貽害社會。黃天亮說，近年一些腐敗案例表明，一些領導干部正是因為過不了親情關，經不住“枕邊風”“膝下雨”，被親屬子女拖下水，發展為“裙帶腐敗”“衙內腐敗”。

走出紀念館，晚霞似火、鋪滿天際，看著人們往家的方向走去，記者驀地想起一段極具哲思的比喻：“家”和“塚”兩個字，區別就在於那個“點”擺在什麼位置，這就像家庭建設一樣，對親屬子女要求高一點，才能成為幸福之家，低一點就可能葬送一個好家庭。

選擇“家”，還是“塚”？顯而易見。

我們革命隊伍也是一個大家庭，也講究紅色家風——

好家風是守規矩守出來的

記者輾轉抵達延安時，黃土高原上的山桃花開得正艷，片片花海，覆在山坡上。

市郊，走進窯洞造型的紅色門廊，記者來到延安紅色家風館。該場館2021年6月建成開館，截至今年5月，參觀人數超過13萬人次。

聽說林伯渠當了“大官”，老家一位親屬連寫6封信，請求他給孩子安排一份工作，林伯渠沒有答應﹔賀龍的兒子考大學失利，希望賀龍出面幫忙，但他沒有答應……聽著講解員的講述，人群中有人點頭，有人陷入沉思。

“越是家事越考驗人。不少領導干部就是被家人的私心私欲所綁架，從而偏離正確軌道直至走上不歸路……”記者在採訪本上記錄時，聽到近旁一名中年人小聲說道。

交流中記者得知，這名中年人是來自陝西省委黨校的吳永教授，正帶著學員進行家風傳承與領導干部作風養成相關性的研究。吳教授說，他們前期梳理研究大量資料發現，涵養好家風、保持好作風，必須堅持原則、嚴守紀律規矩，這需要很強的斗爭精神。

“我們革命隊伍也是一個大家庭，也講究紅色家風。”聽說記者在進行紅色家風主題的採訪，吳教授分享了兩個故事——

一個是退禮。一次，彭德懷的一位老部下為感謝他的培養，托人送了一些煙酒到家中。彭德懷讓人將煙酒退回，並且附信批評：“革命同志之間的情誼不應靠物質來表達，要把心思放在為人民服務上。”

另一個是退席。1958年，陶鑄帶領干部去粵東調研生產情況。為表示重視與歡迎，一個接待單位將各種菜肴擺了一桌子。陶鑄十分氣憤，僅匆匆吃了一碗白米飯就退席。

“總怕傷害自己和家人、部屬之間的感情，就可能會傷害黨和人民的感情。”吳教授告訴記者，“黨員干部在小事小節上守住原則底線，才能傳承好家風。”

這些話，讓記者不禁想起周恩來的侄子周爾均接受採訪時講到的“西花廳維修風波”。

那年，工作人員趁著周恩來和鄧穎超出差，未經本人同意，對西花廳進行了一次簡單維修。周恩來回來之后，看到西花廳變了樣，十分生氣，堅決不住在西花廳。

“他們知道伯父的作風，擔心他不接受、不同意，所以只是鋪鋪地毯、刷刷牆面，家具就沒怎麼換，連床都是從別的地方搬來的閑置家具。”周爾均說，當時去看望伯父時，恰好碰上他發脾氣批評工作人員，便從旁勸慰。周恩來對他說了這樣一番話：“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理，如果我帶頭這樣做，下面就會跟著干……一級一級地這樣上行下效，就不知道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后果！”

后來，直到工作人員將那裡恢復原狀，周恩來才住回西花廳。

這件事以及周恩來的“十條家規”讓周爾均對紅色家風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在黨性原則面前，半步都不能退！”（記者 嚴 珊 梅常偉 岳雨彤）

記者手記

家風從來不是私事小事

習主席指出，領導干部的家風，不僅關系自己的家庭，而且關系黨風政風。

採訪回到北京，記者再一次來到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在一個繡著“娘的心”的針線包前，耳邊回響起這樣一段話：“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孩子們從牙牙學語起就開始接受家教，有什麼樣的家教，就有什麼樣的人。”

家庭，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家風，是社會風氣的發源地。家風正則民心淳，民風清則社稷安。家風從來不是私事小事，而是國家和社會的大事，能夠帶動黨風政風、引領民風社風。新時代新征程，面對各種挑戰考驗、誘惑風險，尤其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的優良家風。守好初心，堅決不謀一己一家一族之私﹔立下決心，過好親情關、管好身邊人、育好下一代。

家齊，國治，天下安。讓我們共同努力，加強家風建設，讓好家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厚道德滋養和持久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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