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抗戰時期，我軍一個基層連隊上政治課的場景——

官兵們聚在一起，他們年輕而淳朴，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討論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話題：“每個中國人都不願意當亡國奴”“我們的問題是要喚起全國人民，就像我們喚起山西人民一樣”“我們大家都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收復失地”……

這堂政治課，討論的是“為誰而戰”，思辨的是“如何勝利”。1936年秋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在這樣的一堂課上，窺見了紅軍官兵身上一種有別於中國其他軍隊的特質，他稱之為“革命覺悟”。

一

當時，中華民族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侵華日軍不斷沿長城制造事端，戰爭烏雲已經籠罩著整個中華大地。

國難當頭，共御外侮。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兩支隊伍均以國民革命軍的番號對日作戰。然而，在此前的改編談判中，蔣介石卻別有用心，要求取消人民軍隊的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

自1927年建軍以來，新型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始終是我軍的最大特色、最大優勢。但為顧全國共聯合抗日大局，中國共產黨一度進行了讓步。

1937年8月，改編后的八路軍官兵，摘下帽子上的紅星，奔赴山西抗戰一線。此時，這支軍隊三師六旅十二個團的隊伍中，已沒有一名政治委員。

不良后果很快顯現。首戰平型關后，黃克誠前往部隊調研發現：因政治工作功能地位受到削弱，即便以往非常優秀的紅軍部隊，作風也明顯變得鬆垮，軍閥習氣開始滋長蔓延。更加艱險復雜的挑戰還在后面，若任其發展下去，這樣的軍隊絕難擔負起抗日救國的重任。

無政治工作，軍隊則無靈魂。1937年10月22日，黨中央決定在八路軍中恢復政治機關與政治委員制度。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只能加強，決不能削弱。

二

“生命線”一經加強，威力立顯。

就在驕橫的日軍向山西腹地猛烈進攻之際，一支名為“工作團”的八路軍隊伍卻穿越戰線，出現在敵人后方的阜平、五台地區。這支隊伍主要由八路軍政工人員組成。每到一地，隊員們書寫標語、繪制漫畫、表演話劇、組織人民集會。

“母親送兒上戰場，妻子送郎打東洋！”被發動起來的人民群眾，造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政府宣告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僅一年時間，晉察冀根據地就覆蓋70余縣，人口達1200萬，武裝力量發展至10萬余人，成為牽制日軍在華北行動的強勁力量。

政治工作隻有緊貼官兵、緊貼群眾，才能發揮威力。一張張老照片，生動再現了各敵后戰場活躍開展政治工作的場景：

——這是鼓舞斗志的畫面。1940年百團大戰期間，戰地記者拍攝的照片，被擺上街頭流動展出。根據地軍民斗志昂揚，充分做好迎接日偽“掃蕩”報復的准備。

——這是激發士氣的畫面。1941年春，八路軍359旅開進南泥灣，政治工作隨即深入田間地頭。官兵們“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把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

——這是穩定人心的畫面。1944年3月，我軍收復河北淶源插箭嶺后，八路軍政工人員很快組織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黨的各項政策。新解放區迅速實現團結穩定，抗戰力量得以發展壯大。

曾到華北敵后戰場訪問的美國軍事觀察員卡爾遜，不禁感慨：政治工作是八路軍軍事行動獲勝的最重要因素。

三

抗戰之初，年輕八路軍軍官宋任窮曾拜訪國民黨軍第二十軍團司令官湯恩伯。一貫驕橫的湯恩伯，不僅客氣地接見了這位共產黨政治干部，還耐人尋味地問道：“你們八路軍為什麼打仗總打不散，散了也能收攏來。我們的部隊怎麼就不行呢？”

其實，包括湯恩伯在內的很多國民黨高官，並非不知道八路軍、新四軍“能夠艱難奮戰而不潰散”的原因。有些國民黨部隊甚至也曾模仿、照搬我軍的某些政治工作方法和制度，但很快便會踏空走虛。比如湯恩伯就多次公開宣稱整肅軍紀，槍斃過若干違紀官兵﹔為了體現“體恤士卒、平等友愛”，還曾拍攝穿著棉襖、與士兵一同啃大餅的宣傳照片。

可惜，他們不明白，真正的政治工作既有其“表”，更有其“裡”﹔既有其“形”，更有其“真”。歷史和人民，自會對真與假、實與虛作出公正的評判。

1949年春，渡江戰役打響。國民黨軍湯恩伯部龜縮在上海城，一邊緊急外運黃金物資，一邊妄圖憑借碉堡工事作垂死掙扎。此時，在上海周圍，擔負攻城任務的解放軍部隊各級政治機關，正在按照黨中央、毛主席“不僅要消滅敵人，還要保全城市，還要爭取人心”的指示，廣泛開展教育和動員。

“自夸防御能持久，一霎傾頹水向東。”上海戰役打響的第16天，被湯恩伯吹噓為“固若金湯”的上海，就回到人民的手中。槍聲停息后的第一個清晨，上海市民打開家門時，驚奇地發現馬路兩邊濕漉漉的地上，睡滿了身穿黃布軍裝的解放軍戰士。

傾注真情、求真務實的政治工作，永遠是我軍強基固魂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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