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澳大利亞獵人級護衛艦和加拿大河流級驅逐艦首艦相繼鋪設龍骨，標志著兩款脫胎於英國26型護衛艦的新一代主力艦建造工作邁出實質性一步。這兩款戰艦雖反潛性能不俗，卻因火力薄弱、造價高昂和建造周期過長而備受詬病，折射出兩國造船工業的深層問題，以及海軍建設面臨的長期挑戰。

體量巨大火力薄弱

8月24日，澳大利亞海軍首艘獵人級護衛艦在南澳大利亞州奧斯本海軍造船廠舉行龍骨鋪設儀式，標志著該型護衛艦項目取得重要進展。該級艦以英國26型護衛艦為藍本進行本土化設計，空載排水量約8200噸。作為參照，26型滿載排水量為8000余噸，有評論認為，獵人級最終定型版本滿載排水量可能突破萬噸。相較其巨大排水量，規劃的導彈彈艙容量顯得較為局促，僅安裝32單元（4組8聯裝）Mk41垂直發射系統，須根據任務需求混裝“標准”-2防空導彈和“戰斧”巡航導彈，單枚各佔用1個發射單元﹔“海麻雀”導彈雖支持“一坑四彈”，但射程僅約50千米，只能用於要點防空。對海火力同樣有限，僅有2套4聯裝發射裝置，可搭載8枚“海軍打擊導彈”，輔以1門127毫米艦炮。

澳海軍活動范圍覆蓋印度洋、南太平洋乃至西太平洋，獵人級偏低的導彈攜帶量，引發澳海軍對其火力持續性的擔憂。為此，澳海軍加快調整艦隊結構，在新推出的“強化殺傷力水面作戰艦隊”計劃中，將獵人級採購數量從9艘削減至6艘，並計劃以7至11艘日本最上級護衛艦和6艘“大型可選有人水面艦”填補火力空缺。

加拿大河流級驅逐艦首艦“弗雷澤河”號於6月12日在哈利法克斯歐文造船廠舉行龍骨鋪設儀式。該級艦同樣基於26型護衛艦設計，被加海軍界定為“驅逐艦”，體量與火力之間的反差較獵人級更為突出：滿載排水量近萬噸，卻僅設24單元MK41垂直發射系統，混合裝填“標准”-2、“海麻雀”防空導彈及“戰斧”巡航導彈，難以支撐高烈度遠程區域防空任務。即便加上艦體舯部2套4聯裝發射裝置搭載的8枚“海軍打擊導彈”，其火力密度仍明顯低於國際上同等噸位甚至更小噸位的護衛艦。

專司艦隊反潛職能

兩款戰艦的總體火力特別是防空能力偏弱，與其作戰定位直接相關。澳大利亞獵人級護衛艦主要用於在高威脅多域環境中與盟國及區域伙伴海軍協同作戰，其艦隊主要防空反導平台是3艘已服役的新型霍巴特級驅逐艦。獵人級安裝升級的戰術接口后，可與霍巴特級保持協同，在多國聯合編組下開展一體化防空反導作戰。加拿大河流級驅逐艦則更多作為北約反潛體系中的高性能傳感器節點和防空掩護平台，在烈度更高的遠洋拒止與艦隊攻防任務中發揮的作用有限。

因此，這兩款戰艦都以反潛為主業，核心設計圍繞“降低自帶噪聲、提升搜潛效能”展開。二者均採用柴電—燃氣輪機聯合推進系統，形成“高速用燃氣輪機、巡航用電力推進”的雙模式架構：執行常規巡航與搜潛任務時，切換至純電力推進模式，降低自身聲學特征，減少對艦載聲吶的背景干擾，從而更精准地捕捉低速靜音潛艇信號﹔需要高速機動時則啟動燃氣輪機。艦上配備機庫與飛行甲板，可搭載直升機遂行遠程潛艇搜尋與海上監視任務。

此外，獵人級已確定採用26型艦艏聲吶與拖曳陣列互補的配置，具備較遠距離的水下潛艇探測與追蹤能力。其還保留26型的大型多任務艙，可搭載無人艇、無人潛航器、集裝箱、救災物資乃至第二架直升機，在反潛、特種行動和人道救援任務之間切換。澳海軍選擇以部分艦體空間換取任務彈性，而非更多安裝導彈發射裝置，意味著獵人級將是兼顧多任務支援的大型遠洋反潛平台。

隱含造船工業困境

兩款戰艦高昂的造價和拖沓的進度，正引發越來越多質疑。英國26型護衛艦單價約16.5億美元，而擬建造6艘的獵人級單艦成本高達30億美元。首期建造合同僅覆蓋前3艘，首艦“獵人”號預計2032年交付、2034年形成作戰能力，從首塊鋼板切割到交付耗時約8年，從敲定設計方案到投入戰備長達16年。加拿大方面，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審計報告，規劃建造15艘的河流級，初期估算造價已達845億加元，折合單艦成本超40億美元。首艦預計2030年前后交付，2040年前交付前9艘，最后一艘交付要等到2050年前后。

造價昂貴與進度緩慢的背后，是澳加兩國艱難維持薄弱造船工業基礎的現實。兩國均缺乏龐大民用船市場，本國船廠一旦失去軍方訂單，將面臨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和技術斷代。政府只能拉長軍艦建造周期，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單艦管理成本、原材料和人力成本隨通脹不斷攀升。同時，兩國都要求極高比例的本土組裝和技術轉讓，巨額預算並未完全轉化為軍艦上的硬件，而是大量用於船廠基礎設施改造和本土供應鏈的“保護性溢價”。在技術快速迭代的背景下，過長的建造周期可能導致軍艦陷入“下水即落后”的尷尬局面。

系統整合同樣推高了預算與風險。為強化反潛能力，獵人級並未沿用26型的作戰管理系統與雷達架構，而是採用澳方自研產品搭配部分美國組件﹔河流級則呈現出“英國船體配美國大腦”的特征，引進美制SPY-7四面有源相控陣雷達和CMS 330作戰管理系統。這種“國際多頭合作”模式，為整合經驗有限的兩國船廠帶來額外工程成本和進度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