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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