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军联合作战的发展史看，实现联合作战，需要在体制、人才、装备、理论等四大领域协调推进，不可偏废。

一是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美军通过二战后的多次改革，于1986年正式确立了“从总统到国防部长，从国防部长到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的作战指挥链，总统和国防部长共同构成“国家指挥当局”。

同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明确规定战区司令是战区最高指挥官，战时对战区所有部队拥有绝对控制权，平时负责组织联合训练和联合演习，并对所属各军种部队有较大人事权，在装备发展等方面有建议权。通过此次改革，美军在统帅部和战区两个层面解决了指挥权统一问题。

二是培养和使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后，还必须培养、选拔和使用大批谙熟联合作战事务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开创性地设立了“联合专业军官”类别，要求国防部长指定至少1000个“关键性联合职位”，必须由经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培训毕业的联合专业军官担任。为了鼓励优秀军官担任联合职务，该法规定被提名晋升将官者（准将）必须至少担任过一次联合职务，这也使联合职务从过去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成为如今人人向往的“香饽饽”。

在这一人才使用“风向标”的引导下，美军各级军事院校在加强军种专业性教育的同时，也开始侧重培养军官和士兵的联合思维，军种训练中联合训练比重更是达到70%以上。

三是发展联合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

海湾战争中，美军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各军种信息系统“烟囱”林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美空、海军指挥信息系统不能互通，海军不得不每天派人乘飞机从波斯湾和红海的航母上飞到中央司令部所在地利雅得，取回当天对伊“空袭任务指令”，再分发给各飞行中队，致使从发现到打击的周期大大延长。海湾战争后，美军强调，“军事转型的关键不是研发某些武器系统，而是大力提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力”。为此，美军通过设立首席信息官、成立国防部互通性测试中心和标准化办公室等机构，大力加强武器装备标准化和作战软件互通性建设。

四是创新联合作战理论。

目前，美军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联合作战理论体系，包括联合作战概念体系和联合作战条令体系。像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等超前性作战概念，主要是对联合部队在未来军事行动中如何运用军事能力达成作战目标的构想式描述，体现的是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其中的新思想一旦被认可，就会被纳入新编写或新修订的条令中，成为法规，被当作作战软件开发的基本依据。(柯春桥 李　龙 李　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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