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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和爆炸物种类繁多、交织混埋、辨识难度大,因布设时间久远、雨水冲刷、山体滑坡等,造成性能发生改变,埋设位置向深层移动,甚至被植被根须包裹,作业难度和危险性极大。险重的任务、复杂的地势、恶劣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英勇的他们——

扫雷官兵:征服“死亡地带”(国防视线)

本报记者 冯春梅
2016年03月20日02:36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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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俊峰在雷场排除地雷。
  张常德摄

  几乎每次排雷作业,穿戴好防护装具的田奎方都要为战友挨个检查装具,之后第一个从“雷区”的警示牌旁踏进雷场。

  田奎方是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副指挥长。曾经,他与战友一起穿过夜幕在这片雷区埋设下最后一枚地雷。如今,已是第三次参加中越边境大面积排雷任务的他,早已满头斑白。

  日前,记者来到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的任务区采访。漫长的边境线,高山耸立,道路弯曲,山地里种满了橡胶、香蕉、茶叶等作物。青山绿水间,更多的则是标有骷髅头和断肢的“雷区”警示牌,犹如荆棘树,竖起一道道“铁篱笆墙”。 “死亡地带”里,险重的任务、复杂的地势、恶劣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英勇的扫雷官兵。

  身着“金钟罩”在雷场“刨地瓜”

  经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记者来到山高坡陡、地势险要的八里河东山雷场。

  雷场边,林立的警示标志无声地警告着人们。“轰隆……”伴随着一声巨响,雷场上升腾起蔽日浓烟。硝烟散去,排雷兵身着重达14公斤的防护装具,手持探雷器,在陡峭的山间,小心翼翼地向前仔细搜排。

  走在雷场最前面的是扫雷一队队长杨育富。走下雷场,杨育富额头直冒汗滴,嘴里喘着粗气。待杨育富脱下防护装具,记者好奇地试穿了一下。14公斤重的防护装具像个“金钟罩”,不透一点气,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穿着1公斤重的防爆鞋,双脚像灌铅一样难以前行。然而,杨育富和排雷官兵每天都要穿着这身防护装具走进雷场,像“刨地瓜”一样把地雷一颗一颗地排除,日子一长个个面目全非,手上也磨满了茧。

  再次挺进八里河东山雷场,杨育富心潮起伏。20多年来,两次中越边境较大规模排雷和后来的勘界排雷,杨育富的身影就没有离开过这片雷场。不过,当年那个初踏雷场时20出头的年轻小伙,今天已变成45岁的老兵,唯一不变的是,杨育富还像当年那样满腔热情地带着他的扫雷一队,还像当年那样毫无保留地把一腔热血奉献给这同一片土地。

  非常巧的是,三次大面积排雷,杨育富都在扫雷一队,加上勘界立碑排雷作业,这是他第四次站在八里河东山雷区里。

  第一次大扫雷,杨育富时任扫雷一队一班班长,并在扫雷过程中提干,接着又回到扫雷一队,任一排排长。那次大面积排雷,杨育富他们主要清除边境口岸、通道,还有巡逻道上的地雷。

  第二次大扫雷,杨育富再次回到八里河东山,那次大面积排雷,代理队长的杨育富带领排雷官兵对边民耕地、经济林地、部分便道上的地雷进行清除,还以封围标示的方式,把未排除地雷和爆炸物的土地圈起来,防止边民误入。

  勘界立碑期间,杨育富又带着排雷官兵对各新立界碑点之间的通道上的地雷隐患进行清除。每排除一片“雷患”,他们都要手拉着手,用脚在上面踩一遍,确认安全后再移交给地方政府。

  “这次即将排除的雷区大多是前两次中越边境大面积排雷和勘界排雷遗留的‘硬骨头’。”杨育富太熟悉这片雷场了,哪里有一条小道,哪里有一片树林,他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与前两次大面积排雷和勘界排雷相比,此次排雷任务区域山高坡陡、怪石嶙峋、蛇虫肆虐、交通不便。有的地方垂直高差多在1000米以上,坡度多在40度至50度之间,个别雷场的坡度达60度至70度。地雷和爆炸物种类繁多、交织混埋、辨识难度大,因布设时间久远、雨水冲刷、山体滑坡等,造成性能发生改变,埋设位置向深层移动,甚至被植被根须包裹,扫除雷障的同时还需进行大量的伐木、除草等附带作业,作业难度和危险性更大。

  “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坚决拿下,争取早日排除雷患,还边疆人民一片安宁。”站在20多年来自己倾注过无数心血的雷场边上,看着山脚下影影绰绰的口岸,杨育富更加坚定了迈向雷场的步伐。

  排雷就像在雷场“绣十字绣”

  横亘在官兵面前的雷场,怪石嶙峋,寂静无声。

  在富宁县田蓬镇排雷现场,记者看到,官兵采用火箭爆破器和扫雷爆破筒,先对雷场目标地域进行爆破。开辟排雷通道后,他们身着防护服踩着焦土进入雷场,利用探雷器、探雷针和扫雷耙展开人工搜排。

  “滴滴滴……”一名排雷战士的探雷器发出声响。只见他用探雷针一针一针地刺探着信号来源区域。确定位置后,他俯身趴在地上,双手小心翼翼地扒开表层泥土。几分钟过后,一枚防步兵地雷暴露了出来。

  “排雷必须胆大心细,探雷针一针针探一遍,就像在雷场绣一幅十字绣!”

  说这句话的,是扫雷三队队长蒋俊峰。参加第二次中越边境大规模排雷时,他被授予了“排雷英雄”的荣誉称号。尽管已16年没碰过地雷,但他对手中的排雷装备性能仍然非常精通。

  “探雷器与地雷之间的距离,就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他说,大部分防步兵地雷的承重是7至15公斤,超过这个重量可能就会引爆。因此,手持探雷器的力度,必须拿捏得十分准确。

  “扫雷耙之间的间隔,就是官兵残疾与健全的分野。”蒋俊峰介绍,官兵拿着扫雷耙将雷场扫一遍,这是排雷的重要一道程序。如果扫雷耙之间的距离过大,地雷就有可能漏网。

  扫雷弹要怎样装填,才能确保爆破效果最佳?有的地雷因埋设时间长,性能发生改变,怎样排除才不会引爆?临战训练时,蒋俊峰手把手地将这些经验传授给了每名官兵。经过3个多月的临战训练,每名排雷官兵都掌握了在雷场上“绣十字绣”的功夫。

  “真要上雷场,官兵还是有心理压力的。”扫雷指挥部政委周文春介绍说,上雷场前,有的官兵会表现出穿戴防护装具时动作很慢、面部表情紧张、额头手心冒汗等情况,这都是紧张的表现。

  “干部带好头,就是无声的命令。”这是周文春参加前两次大面积扫雷和勘界扫雷最深刻的体会。当年,周文春每次进雷场都冲在前面。而今,他仍保持着冲锋的气概,进入雷区冲在最前面。他说,战士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比干部差,越是这种时刻,干部越要第一个进入雷场,第一个排除地雷,只有干部做好表率样子,战士才能有个好样子。

  “死亡地带”危险无处不在

  “只有上过雷场的人,才真正理解排雷兵对雷场的感情!”扫雷指挥部指挥长陈安游的身体里,至今仍留有防步兵地雷的弹片。但20多年来一直与地雷结缘打交道的他,接到扫雷的命令后,毅然选择挺进雷场。

  第二次大面积扫雷时,陈安游在一次勘察雷场的过程中,途经一块草皮地时踩着一颗地雷。庆幸的是地雷性能已经发生改变,陈安游踩着的是地雷侧面的边缘,没有踩爆。

  这样的危险,随时都在考验着每名排雷兵。在前两次排雷期间,陈安游曾勘察过每一片雷场。近20年过去了,每一片雷区依然清晰地刻画在他脑里,具体到那个位置,到底有多大的面积,他都能一目了然。

  雷场号称“死亡地带”,扫雷就如刀尖上跳舞,危险无处不在。参加第一次大扫雷时,周文春时任扫雷队副指导员,奉命带一个排扫除“百米生死线”的雷障。一天,已经换岗下来的周文春不放心战士们的安全,坚持守在作业现场。扫雷分队使用扫雷弹,在一条布满地雷的密集雷区开辟出一条通道。按照老规矩,周文春第一个走进雷场,继续铺设扫雷弹。就在铺设好扫雷弹往回走时,“砰!”突然脚底一声响,周文春以为是自己踩着地雷了,不敢往脚下看。停顿一下后,他慢慢蹲了下来,用手摸了摸小腿和脚,见都在,这才松了口气。可当他扭头查看战友时,发现紧跟在他身后的一名战士不幸踩着地雷,炸伤了脚掌。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周文春,对草丛特别敏感。1993年9月,扫雷部队雨季休整,周文春休假回家。一次陪妻子散步时,妻子正欲要从水泥地走到一片草丛边,突然被周文春一把逮了回来。

  “你干什么?”受到惊吓的妻子,一脸莫名其妙。随后才明白,周文春在雷场心底留下了阴影,一看到草丛就有条件反射,担心触雷。

  危情瞬息万变的雷场,谁又敢拍胸脯保证万无一失呢?然而,不论雷场有多危险,一茬茬的排雷兵接到命令后,还是义无返顾挺进雷场。

  扫雷四队教导员陈登泉在第一次大面积扫雷期间,也曾遇到过危险。那天,他踩着了一颗地雷,幸运的是那颗地雷没有安装引信。再次出征,陈登泉带上了那颗曾被自己踩爆,并已去除火药的地雷。在每次排雷作业前,他总会变得“婆婆妈妈”,反复告诫官兵们要胆大心细,并认真检查完战友穿戴的防护装具后,才带领大家进入雷区排雷。

  (严 浩 江彦军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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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大扫雷于1992年4月至1994年9月进行,云南省军区投入626名官兵成立了6个排雷队和2个保障队,成功清扫了102.8平方公里的雷区,封围雷区159.46平方公里。

  第二次大扫雷于1997年10月开始进行,由云南省军区510名扫雷官兵组成了5个排雷队完成作业,于1999年3月26日结束,扫雷面积109.67平方公里,永久性封围雷区59.16平方公里。

  中越边境勘界保障扫雷于2001年9月至2008年10月进行,云南省军区共投入300余名官兵成立了5个工程保障队,排除了169个界碑点、157条立碑通道,约3.4243平方公里的雷区。

  此次排雷行动于2015年11月正式展开,计划2017年底前完成对中越边境云南段文山州、红河州6县30多个乡镇50余平方公里的雷区进行彻底排除,对20余平方公里的雷区进行永久封围。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20日 06 版)

(责编:王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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