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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红军长征靠信仰突破“围追堵截”

 
2016年08月17日08:21 |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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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罗援:红军长征靠信仰突破“围追堵截”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红军因何能战胜

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

(一)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的集合。

长征时的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的故事等,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宗英等22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时,曾经有人问他,参加长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这是对信念的坚守。红军指战员们铁了心,就是爬着、跛着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这句“跟着走”,使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责编:黄子娟、闫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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