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战争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和“第一责任”。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当兵打仗理所当然，带兵打仗天经地义，作为军人，主要精力不用在研究作战上，主要心思不用在琢磨打仗上，主要时间不花在主业主责上，何谈价值、何谈打赢？

　　毋庸讳言，前些年，不良政治生态造成的问题积弊，长期和平环境带来的和平积习，使一些人或是把主要心思放在了出名挂号上，或是把主要时间花在了迎来送往上，抑或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致使部队研究打仗的氛围不是很浓，琢磨训练的人员不是很多。

　　面对林林总总的“五多”、形形色色的“四风”，很多人埋怨：主要精力都被这些东西占去了，哪来的心思抓打仗？如何使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把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成了全军官兵对改革后的一大期待。

　　近年来，随着纠“四风”的“紧箍咒”越念越紧，治“五多”的“篱笆墙”越扎越牢，全军大抓军事训练的氛围更加浓厚。然而，面对“你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打仗上了吗”的提问，每个人都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吗？

　　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志交出了合格答卷。但也要看到，面对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有人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所谓“安全着陆”上：把正常的战备建设喊停了、把规定的合法福利取消了、把该拍板的事情上交了，成了不想出事也不求上进的“孙连城”；面对战备训练的更高要求，有人把更多心思花在了修身养性上：办公室里临摹书法、回到家里伺候花草、节假日里品茗打牌，成了看上去很忙其实很闲的“老干部”；面对编制体制改革后的新情况，有人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平稳起步”上：险难课目压缩了，夜间训练取消了，实战化指数降低了，成了指挥所里不闻硝烟味的“太平官”。

　　军不思战，国之大难。“来如天坠，去如屯逝”的蒙古大军在建立元朝后战斗力锐减，主要原因是其将领们“心在家上、财上，不思战场”；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占领北京后迅速溃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将领们不思金戈铁马，常思声色犬马。一支支曾经摧枯拉朽、不可战胜的军队废弛战备的悲剧警示我们：“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只有时刻把主要精力用在练兵备战上，才能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倚马可待的战备状态。

　　俗话说：“干什么就吆喝什么。”军人生来为战胜。如果一名军人对研究作战缺乏兴趣，“身在曹营心在汉”；对钻研打仗不动心思，“占着位置不干事”，就不是一名合格军人，就该经常听听一位退休老红军振聋发聩的考问：“军人嘛，不琢磨打仗琢磨啥？”

　　一名军人，是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打仗上，体现职业精神，彰显忠诚担当。在这方面，我军很多将领给我们做出了好样子。开国中将姚喆研究打仗成癖，称自己“除了打仗，什么也干不了”；李达将军外出必带“老三样”：地图、指北针、放大镜，对全国的2000多个县名倒背如流；粟裕大将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舞，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最大的追求是尚武，最向往的地方是战场，一想到打仗就会几天几夜不合眼，这才“尽打神仙仗”，被毛主席誉为“最会打仗”。正是因为过去我军一大批将领把打仗当主业、专业，才取得了一场场以弱胜强的战争胜利，才尽早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恩格斯说：“对战略和战术的改变起变革作用的是‘更好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当前，我军“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进，如何使新体制、新装备、新人员尽快形成新的战斗力，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惮风霜与苦辛，不断强化“任期内打仗、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心无旁骛钻研信息化装备、聚精会神提高信息化作战本领，肯下“笨功夫”“慢功夫”，才能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

　　丘吉尔曾言：“如果我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我们失去的可能只是黄金。但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而战争突然爆发了，我们失去的将是整个大英帝国。”“事先准备”是什么？是打仗准备！把打仗当专业，把当兵当事业，事事以提升战斗力为根本目的，时时以能打胜仗为根本指向，就会在“习而用之，一可当百”中，成为战斗力超强的强军先锋。

　　（季志宏 作者单位：第四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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