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革命文物——“长征一号”核潜艇。资料图片

路，是足下的刻度，也是时间的辙痕。

青岛湾畔，莱阳路8号。浪花轻抚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岸线，回荡着澎湃的涛声。

碧波之上，一艘深灰色钢铁巨鲸静卧在那里——“长征一号”（舷号401），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攻击型核潜艇，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它并非一件沉睡的展品，而是一枚铭刻历史的勋章，昭示着：这片海域，曾见证过一场无声的长征。

“长征”——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战略转移举世无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步步艰险。那是鲜血生命铺就的突围之路，更是矢志不渝的信仰之路。

“长征”——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虽无硝烟弥漫，却在核潜艇自主研制的道路上，直面技术封锁与重重难关。一代人隐姓埋名，自力更生，同样踏上了一条艰苦卓绝的科技长征。

山河日新，精神永续。“长征”二字承载起跨越时空的双重伟力：一重是烽火连天里的浴血突围，气壮山河；一重是深山荒岛上的自力更生，向海图强。

今天，当我们凝视“长征一号”厚重的艇体，触摸其冰凉的钢铁，感受到的，是先辈们滚烫的报国热血与无悔的青春奉献。

浪涌不息，征途未竟。这艘静卧湾畔的巨鲸，正无声地向世界诉说着那个关于忠于信仰、牺牲奉献与民族崛起的故事。

一句誓言，一代人的青春远征

上世纪50年代，冷战的核阴云笼罩全球。

核潜艇，作为海基核反击的核心力量，是大国安全的“压舱石”。彼时的新中国，刚走出硝烟，百废待兴。面对他国的核威慑与严酷技术封锁，能否造出自己的核潜艇，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命题，牵动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的通知，新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正式启幕。

这注定是一条从零起步的荆棘之路。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体系残缺，常规潜艇尚在摸索，更遑论集核物理、流体力学、特种材料、精密制造于一体的尖端核潜艇。

最初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华时表示：“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能力来研制。”

这句话，击碎了依靠外援发展核潜艇的幻想，却点燃了中国人自立自强、自主攻关的决心。在随后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掷地有声：“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誓言，是一个民族在逆境中奋起的宣言：纵有千难万险，中国必须打破核垄断，铸就自己的深海核盾牌。

誓言铿锵，行动如铁。1965年，党中央作出战略部署，在西南深山腹地开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彼时无图纸资料、无外籍专家、无外部援助，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事业，就在这样“三无”的困境中艰难启航。

自此，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工人、军人，毅然告别故土家人，隐姓埋名奔赴深山荒岛。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热血铸剑，只为兑现那句响彻山河、跨越时空的庄严承诺。

他们不知去向，不问归期。

他们只知道，自己要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没有图纸没有外援，用算盘算出海量数据

研制核潜艇的艰难程度，远超最初设想。

那时，几乎无人亲眼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对其内部构造与原理更是一无所知。不少科研人员朴素地认为：核潜艇不过是给常规潜艇“加装”一座核反应堆。

真正着手攻关，才知此路之艰。彼时，国外对核潜艇技术实施最严密封锁，图纸、照片均难觅踪迹。整个团队手中，仅有五张模糊的国外杂志照片，以及一个外交人员带回的儿童核潜艇玩具模型。

谁也未曾想到，就是这个玩具，成了当时最珍贵的“参考资料”。总设计师黄旭华和同事们反复拆解、测绘，一点点摸索舱室布局。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结合几张模糊的照片，在草稿纸上勾勒出核潜艇的总体轮廓。比没有图纸更难的，是匮乏的计算工具。艇体结构强度、水下流体力学，每一项都需要精密计算。

“核潜艇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艇员的生命与任务的成败。太重容易下沉，太轻潜不下去，重心斜了容易侧翻，必须精确计算。”黄旭华的要求近乎苛刻。为此，艇上数以万计的设备、管线，甚至每颗螺丝钉，安装试验前都要逐一过秤、详实记录。

于是，算盘和计算尺成了攻坚利器。在深山的工棚里，噼啪作响的算盘声昼夜不息。为确保数据绝对可靠，科研人员分组同步计算，结果出现分歧便推倒重来，直至数据一致。草稿纸堆积如山，算盘珠磨得发亮，指尖布满厚茧。

最终，这份“斤斤计较”终得回报：数千吨巨艇下水定重测试值，与设计指标毫厘不差！

与此同时，核动力攻关同样举步维艰。面对反应堆技术的空白，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大胆提出：先建一个1∶1的陆上模式堆，在陆地上把所有技术问题暴露、解决，再把成熟技术“移植”到艇上。这是一条极其艰难但风险可控的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攻关人员还面临着另一项严峻挑战，那就是饥饿。彭士禄回忆：“我们都是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连窝窝头都吃不饱。”饥饿难耐，便以水充饥；困倦袭来，便在图纸堆中稍憩。

为打造国之重器，无数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总设计师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父亲病逝，他也未能归乡尽孝，被家人误解，却始终无怨无悔。他们用一代人的青春与隐忍，铸就国家的深海脊梁。

1970年7月，中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启动，顺利实现满功率运行。数个月后，1970年12月26日，完全自主研发的核潜艇顺利下水。这艘艇上的零部件和材料，全部国产。

那一刻，没有盛大庆典，只有深山工棚里压抑已久的哽咽与稀疏的鞭炮声。短短十二载，从“三无”困境到“深海巨鲸”，中国以惊人的意志与智慧，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探索之路。

深海砺剑，中国海军从此挺进深蓝

1974年8月1日，建军节。

一道来自中央军委的命令，永载海军史册：我国首艘核潜艇正式命名为“长征一号”，舷号401，编入北海舰队战斗序列。军旗升起，人民海军昂首迈入核潜艇时代，中国海基核力量宣告诞生。

服役，仅仅是征途的起点。作为当时国产核潜艇的“独苗”，它的履历表上，写满了“极限”“首次”与“生死考验”……

核潜艇是尖端利器，亦是高风险平台。最大潜深、水下高速、长航时试验……每一项测试，都是向未知性能边界的勇敢冲锋。深海静谧而危险，美国“长尾鲨”号失事的阴影犹在，但中国核潜艇官兵从未退缩。

时任艇长生前回忆：“每次在执行极限深潜试验任务前，全艇官兵都会写好遗书。”当巨大水压令艇体发出令人心悸的“嘎吱”声时，舱室内的每个艇员心里都清楚：这一刻，他们不仅是军人，更是用血肉之躯为中国核潜艇事业探路的先锋。

在长达40年的服役生涯中，“长征一号”的大多航迹至今仍是国家机密，深深隐藏在大洋之下。但那些看不见的航迹，却铺就了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的基石。

早期的核潜艇，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通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空气浑浊不堪。夏天，舱内温度超40℃，宛如蒸笼，汗水蜇眼，却没人舍得浪费淡水去擦把脸；冬天，管道结冰，睡袋湿冷刺骨。

“大家就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位老兵回忆道，“我们必须战胜生理极限，因为我们守护的，是整个国家的底气。”

“长征一号”不仅是一柄深海利剑，更是一所“海上军校”。在逼仄的舱室里，在摸爬滚打的历练中，它为中国海军培养和输送了第一代核潜艇指挥军官、技术专家和操作艇员，为后续战略核潜艇及新一代攻击核潜艇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撼动的人才根基。

2013年10月，纵横海疆40载的“长征一号”光荣退出现役。

对于核潜艇而言，退役并非终点，而是另一场更为严峻的“战斗”——核潜艇的退役处置，是世界公认的难题。无论是核反应堆的去核化处理，还是核废料的安全处置，稍有差池，便是不可逆的生态灾难。

这一次，中国的核工业人与海军官兵再次并肩作战。经数年严谨的专业处置，“长征一号”完成了彻底的去核化处理。所有放射性设备被安全移除，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

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核工业技术的全面成熟，更彰显了一个大国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2016年10月，这艘曾经的“深海巨鲸”正式入驻青岛海军博物馆；

2017年4月，它在“中国航天日”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

2023年4月，它被庄严定级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从研制攻关、实战部署到安全退役，“长征一号”走完了一个完美的全寿命周期闭环。如今，它静泊港湾，不再潜行于深海，但其承载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工业精神，早已融入血脉，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劈波斩浪，守卫万里海疆。

今天，当公众步入其狭小舱室，触摸布满岁月痕迹的仪表阀门，方能真切感知半个世纪前那一代人的坚守与牺牲——这里，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摇篮，是水下长城启程的地方。

“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峥嵘岁月里，一代代潜艇兵薪火相传。如今，新时代潜艇兵的航迹不断向远海大洋延伸，刷新长航时、深潜纪录，在推进海军转型建设的航道上奋勇前行，将那条无声的征程，拓展至更深、更远的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