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在坝区巡逻。郑磊 摄

武警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执勤。郑磊 摄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起，武警部队组织开展“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以“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线，组织人员先后走进江西瑞金、广西全州、贵州遵义、四川雅安、甘肃会宁等红色地标，沉浸式学习领悟长征精神。

一路走来，一个问题萦绕心头：90年过去，长征离新时代官兵到底有多远？

在瑞金的松树下，在湘江边的哨位上，在苟坝的马灯旁，在大渡河的涛声里，在会宁的祖厉河边，答案渐渐清晰——对新时代官兵而言，读懂长征从来不是一件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从认识到感悟、再到传承的过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而他们的长征，就走在青春哨位上。

一组数字，看见信仰的起点

车到瑞金时，雨下得很大。雨点砸在车窗上，远处的山隐在雨幕里，看不清轮廓。当地人介绍，这里的水汇入贡江，再入赣江，最后汇入长江，奔向大海。90多年前，却有一群人从这里选择了逆流而上。

车往叶坪镇华屋村走，雨渐渐小了。后山上，17棵松树排开，已经长得很高，高得需要仰望。树干笔直，枝叶在半空里连成一片。树下，17块石碑一字排开，碑上刻着名字。

当年，只有43户人家的华屋村，就有17位青年踊跃参军。出征前夕，他们相约在后山种下17棵松树，与乡亲约定“见松如见人”。后来，松树活了，17个人却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

“英雄路·新长征”活动的启动仪式，就是以这17棵“信念松”的故事为叙事线索创排的。武警瑞金中队组织新兵走进华屋村，为镌刻烈士姓名的石碑描红。新兵们蹲在碑前，蘸着红漆，一笔一笔，把被雨水冲淡的字迹重新描实。

新兵彭翔第一次站在松树下，听到班长崔理广说“种下树的那一刻，他们就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他心头猛地一震。后来，他在一份问卷末尾写下：“遗憾的是，我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

认识的起点，往往就是一个数字。在瑞金中队，还有一个数字让笔者琢磨了很久。

古家旺是个瘦瘦的年轻人，笑起来有点腼腆。4年前，他还是个贫困生，中队官兵接力帮扶，把他送进了高校就读。如今他每逢假期返乡，都会来中队教官兵们科学拉伸、放松肌肉。操场上，战士们围成一圈，跟着他压腿、展肩。官兵们称他为“编外教练”，中队还郑重授予他专属荣誉编号——“197”。

“197是什么意思？”笔者问道。

中队长介绍说：“2019年中队荣立集体一等功，恰逢建队70周年，党支部定下一条规则：为每名官兵设置专属荣誉编号。1到70号永久留给建队前70年的历代老兵，现役官兵从71号往后顺延。中队同时明确，对为中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编外人员，授予特邀荣誉编号。”

进了中队，就有自己的编号，也就有了一份共同的责任。92年前，17位青年从瑞金出发，把根留在了松树下。今天，官兵们守在他们出发的地方，把每一个哨位都变成了新的“编号”。

一种选择，掂出担当的分量

到湘江时，是个晴天。秋日的阳光落在江面上，泛着粼粼波光。江水缓缓流过，两岸青山倒映其中。面对这样的景色，笔者却不由想起当地那首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34师师长陈树湘率6000余名将士担负全军总后卫任务。负伤被捕后，他硬是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站在湘江边，笔者努力想象那一天的江水是什么颜色。可江水早已流走，只留下两岸的青山还在沉默。

武警全州中队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把驻地168处红军战斗遗址打造成红色课堂。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课设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前不久，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在大坪渡口举行。江风掠过渡口，吹动会场横幅。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来到江边，站在人群前面。他的爷爷因掩埋7名无名烈士惨遭迫害，临终留下世代守墓的遗愿。老人说，无名英烈舍生取义的精神，必须代代传承。埋，是选择；守，是担当。这份担子，蒋家一接就是90多年。

在武警全州中队，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中队上哨通道的墙上，镌刻着湘江战役那封生死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官兵每天上哨，都要从这句话下面走过。

这些年轻战士，天天走在这条步道上，真能感受到90多年前的血与火吗？

一名战士似乎看出了笔者的疑惑，他说：“每次走这条路，我都觉得脚底板发烫。”这种温度并不是空话，正在变成年轻官兵脚下的力量。

去年，列兵刘明松入选总队比武集训后，膝盖旧伤复发，3000米跑成绩不升反降。有一天训练结束，班长李多益没多说什么，只把他带到了荣誉室。屋里灯亮着，百余块奖牌摆在柜子里。

刘明松站在柜前，把那些奖牌一块一块看过去。后来他跟战友说起那个晚上，只记得从荣誉室出来，膝盖还是疼，但心里没那么慌了。

接下来的训练，他一边治伤一边练。3000米拆成分段跑；膝盖疼得厉害，就改练上肢和核心。比武那天，他缠着绷带上了跑道，最终斩获奖牌、荣立个人三等功。

这温度，也从湘江边一路延伸到了苟坝会议会址的那盏马灯下。

马灯的光很弱，仅能照亮脚下两三步的黑暗。1935年3月，苟坝会议上，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与会人员争论激烈。毛泽东认为敌情不明、红军久战疲劳，这一仗不能打。意见被否决后，他深夜提着马灯，沿着泥泞的山路走了1.5公里，去找周恩来。

那一夜，周恩来被说服，作战命令暂缓下发。第二天再开会，大家重新研究敌情，最终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后查明，敌军早已在打鼓新场部署重兵，如果红军贸然进攻，后果不堪设想。一盏马灯照不了多远，但那晚它照对了一个方向。

那条山路如今还在。武警遵义支队连续九年在苟坝会议会址举办“重返1935·马灯辩真理”主题党建活动。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在一起，辩的不是当年那一仗，而是今天的选择——哪些事当为，哪些事不当为；是图一时热闹，还是图长远管用。辩来辩去，落点还是一个：担子来了，怎么挑。

一条长路，见证精神的传承

雅安的大渡河，水流湍急。1863年，石达开数万大军在此全军覆没。72年后，蒋介石试图复制这段历史，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历史没有重演。1935年5月25日清晨，一支铜号吹响，划破河谷的寂静。船工帅仕高撑起木船，载着17勇士迎着枪林弹雨冲向对岸，在滔滔河面上为红军开出一条生路。那条路，也从历史深处一直延伸到今天。

大渡河畔，武警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的巡逻路从坝底延伸至山顶，垂直爬升430米、上千级陡峭台阶。中队官兵驻守的大岗山水电站，地处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上游20余公里处。90多年前，红军从这条河谷突围；今天，官兵沿着这条路巡逻守护。2022年“9·5”泸定地震后，他们是第一批逆行进入灾区的外围力量。

前不久，当年船工帅仕高的孙子帅飞走进渡口遗址前的“红耀巴蜀”直播课堂，部队官兵通过“云端”同步参与。帅飞讲完爷爷当年的故事，一名年轻中队长站起来，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前辈，您的爷爷护送红军过河。今天，大渡河畔的安宁交给我们。”

如果说大渡河畔的号音见证着冲锋，那么祖厉河畔的苦水则映照着初心。会宁的祖厉河很小，小到地图上几乎找不到。1936年红军进驻会宁后，朱德带头到祖厉河挑咸水。红军严令“一律不准动用群众窖水”，所有用水均在城外祖厉河里取。尽管祖厉河盐碱含量高、水质苦涩，是家喻户晓的“苦水河”，可没有一个人违反命令。

苦水是怎么变甜的？笔者沿着祖厉河走了很久，在双庙村找到了答案。村民李子玉养羊多年，土坯羊圈挡不住寒冬朔风，母羊产羔存活率不足六成。“不是不想好好干，是没本钱、没技术，越养越没底气。”他说。

2017年，武警会宁中队在支队指导下与双庙村结成帮扶对子，联合地方政府引进优质基础母羊、援建蔬菜大棚。武警甘肃总队确立“产业我来扶、产品我来收”供给帮扶模式，从根子上破解增收难题。

蹲在蓄水池边，看着满池清亮的水，笔者忽然明白：当年红军喝下苦水，是为了让百姓喝上甜水；今天官兵帮扶群众，依然是在回答“为了谁”的初心之问。

中队战士王克伟下队第一课，听到红军“宁可自己喝苦水，也不动用群众窖水”的故事，深受触动。2023年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他主动请战，在救援申请书中写道：“我不仅是报道员，也是战斗员，人民需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隆冬的积石山，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王克伟和战友们顶风冒雪，昼夜奋战在救援一线。他至今记得，救援途中一名小女孩向他敬礼。那一刻，连续奋战的疲惫一扫而空。

暮色里，站在会宁县郊桃花山上，看着远处的水泥路在旱塬上蜿蜒，把散落在山坳里的村庄串联起来。眼前这条路，仿佛是一种宣告：长征从未结束，它就在新时代官兵的青春哨位上，继续向前、永不止步。（洪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