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裡凡，原名汪玉雯，曾改名汪雯、黎明、裡凡。母親1923年出生，因幼年喪母，從小跟著外祖父長大。

母親讀完小學后，家裡無力再供她讀書，便去了縣裡一家醫院當學徒。那時，外祖父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沒有辦法繼續照顧她。於是，母親隻好回到她父親和繼母身邊。

1939年冬的一天，母親正在家裡做飯，她的女同學朱劍英突然從門外風風火火跑進來。朱劍英一進門就壓低嗓門對她說：“你不是一直想參加抗日打鬼子嗎？你收拾一下，今晚來古河鎮（今屬安徽省全椒縣）找我！”

朱劍英說完，就匆匆離開了。當晚，母親帶上幾件衣服悄悄離開家，直到天亮時才找到朱劍英。朱劍英當時在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工作團工作。就這樣，16歲的母親加入了工作團，並改名汪雯。

母親工作積極性很高，唱歌、跳舞、演抗日活報劇，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她有時看到朱劍英神神秘秘地外出，問她去了哪裡，朱劍英也不說。母親有些不高興，就去問團裡的“老大哥”吳谷泉。

母親不知道，吳谷泉其實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朱劍英也參加了共產黨。吳谷泉了解母親的工作表現，告訴她想真正抗日就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母親表示願意加入他們的工作。從此，母親宣傳抗日工作的積極性更高了。

一次，遇到日本飛機轟炸，母親在躲避時，腳一滑掉進水田裡。幸虧吳谷泉在后面看到，他一手拽住母親，一手拉著朱劍英拼命往前跑，最終躲過一劫。在日常相處中，吳谷泉和朱劍英會認真耐心地給母親講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母親心中埋下了信仰的火種，更加積極地向黨組織靠攏。

1940年春的一天，吳谷泉通知幾個已暴露的同志，當天晚上跟交通員撤退到根據地，其中就有母親。那天晚上，吳谷泉特意安排了一場演出，掩護大家撤退。等特務發現有人逃走再派人去追時，撤退的人員早已到了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並且按地下黨的安排都改了姓名，讓追來的敵人無法找到。母親說，她不願意跟大漢奸汪精衛一個姓，就改叫黎明，並投入了工作。吳谷泉和朱劍英在革命工作中產生了感情。后來，他倆趁工作團換人的空當，借口回家結婚（他們后來成了我的公公、婆婆），離開了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工作團，到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從事經濟工作。

1940年8月，母親在安徽合肥六區工作隊工作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9月又奉令調到蘇北鹽阜地區，參加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工作。當時，阜東地區的一位校長孟友仁，常常夸獎母親颯爽英姿：“穿一身灰布軍裝，別一支小手槍，起早貪黑地動員群眾參加抗日，才17歲，又是女同志，不簡單不簡單！”

在阜東時，母親與另一名女同志張野萍，被安排住在村民周孝雲家。她倆經常給12歲的周孝雲講革命道理。有一次敵人偷襲，母親和張野萍都到區裡開會了，家裡隻剩下周孝雲。母親和張野萍回來后，沒看到周孝雲，兩人藏在枕頭下的手槍也不見了，急得滿頭大汗。好在沒過多長時間，周孝雲回來了。她說，發覺敵人偷襲時，立馬就想起了兩人的手槍，趕緊掀開枕頭，摸出手槍放進籃子裡藏好，然后跑進蘆葦叢中，一直躲到敵人離去。

那時，鹽阜地區群眾生活很艱苦，吃了上頓沒下頓，新四軍戰士也跟群眾一樣挖鹽蒿子充飢。由於吃得太差，營養跟不上，母親經常流鼻血。有一次，母親鼻血流得太多，臉色煞白。一位當地群眾就叫兒子冒著嚴寒，去溝塘邊挖了幾個茨菇煮水給她喝，才救了她一命。有時遇到敵人突然進村，群眾會急忙找便衣給新四軍戰士換上，盡力掩護他們。

1944年，母親被選調去鹽阜區委黨校學習。這時，她已改名裡凡。學習期間，她遇到父親曹嵐，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兩人結了婚。第二年秋天，我的大哥出生。

那時，白色恐怖籠罩著根據地，很多干部群眾被殺害或被迫逃走。按照規定，母親本應該帶著我大哥撤退，但考慮到工作需要，她決定把我大哥托付給別人，自己留下來繼續斗爭。后來，大哥得了肺炎，沒有藥醫治，又趕上發洪水，等父親設法送來藥時，大哥已經死在母親的懷裡了。

淮海戰役開始時，母親懷上了我大姐。在一個大雪天的行軍路上，母親臨產了。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她扶到一堵矮牆內側，墊上被子——大姐就這樣出生了。后來，大家又找來一副擔架，抬著母親和大姐回到老鄉家休息。大姐滿月后，母親將她留在老鄉家裡，又出去工作了。

小時候，每次聽到母親講大姐出生的事，我總以為她是在編故事。直到我也做了母親，才更體會到她當時的不容易。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在蘇南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等單位工作過。1984年1月離職休養。

2005年，母親獲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5年后，87歲的母親因病去世。她生前留下遺囑，不組織遺體告別，不給組織添麻煩，遺體捐獻給國家醫療事業。

母親晚年曾作過一首詩《小草》，表達自己的精神追求：“植根大地默無華，迎得春歸自發芽。晴沐陽光陰沐雨，朝披珠露晚披霞……脈脈含情描麗景，願鋪綠毯接天涯。”我想，母親就是那一株小草，向著她心裡的陽光，默默生長，一生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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