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不落”遭遇“武士道”

资料图：1896年，李鸿章与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左）、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右）的合影

甲午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在远东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作为远东地区的霸主—英国，自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正不断受到来自俄、美、德、奥、法等列强的政治渗透、贸易竞争和利益瓜分，英政府对于历来崇尚武装入侵，疯狂掠夺土地的“世仇”沙皇俄国更是防范有加。1894年6月，日本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抓住清政府派兵入朝平叛的契机，迅速向朝鲜出兵，并利用一切机会不断挑起事端，力图发动战争。面对日益紧张的朝鲜局势，英国政府从维护本国利益，阻止俄国乘机插足远东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接受李鸿章的调停请求，另一方面却被日本阳奉阴违和蒙混的手段所迷惑，其调停政策也在不断转变。

一、调停初期，采取“劝日避免冲突，以维护现状”政策

1894年6月上旬，日军长期滞留朝鲜拒不退兵，且仍在不断增兵，深知清军军力有限的李鸿章病急乱投医，积极请求列强出面加以干预。对于清政府的请求最为积极的当属沙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俄国政府多次对日发出“中日双方应保持克制，两军先撤兵，再商议朝鲜改革”的照会，同时还提议尽快召开“俄、中、日”三国会议，以商讨退兵事宜。面对俄国的种种举措，英国开始坐不住了， 为了防止俄国借机南下，形成与英抗衡的局面，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多次告诫日本政府：“英国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或朝鲜的完整或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国欢迎在朝鲜实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对朝鲜的涉外规章的任何重大变化置诸不问，也不同意把朝鲜国王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可见，甲午战争爆发前，英国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的战争潜力以及战争动员能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正如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说：中日战争“如果战争能拖长下来，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经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所以在调停初期，英国对于依托清军抵御俄国南下入侵，捍卫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是有信心的。所以这一时期英国贯彻的是传统的远东政策，即支持清政府，劝日避免冲突，以平息事端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

二、调停中期，采取“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暂时和平”政策

英国长期奉行“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其整个调停方针都紧紧围绕着“全力阻止俄国插手远东事务”来制定。当看到清政府面对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步步紧逼只能一味退让，方寸大乱时，便开始将日本视为其在远东地区防御俄国的战略伙伴，其制定的调停方针也开始逐步向日本倾斜。首先，英国倡议由“五国联合调停”来取代俄国提出的“中日俄三国联席会议”。乍看起来“五国联合调停”是支持中国的，但实际上该计划在出台以前，英国早已与日本通气并商量过多次，日本对于此计划的底细更是了如指掌。其次，在“五国联合调停”不了了之以后，英国又抛出“在朝鲜建立中间地带”方案，其真正目的是希冀中日两军分别占领朝鲜的北部和南部，以防止俄国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但对于这一方案，已铁心开战的日本似乎并不领情，一拖再拖，不作答复，最终也只能无疾而终。这两次调停方案尽管到最后都失败了，但仍不难看出面对日本不容小觑的军事实力和充分细致的备战过程，英国政府已经在调停策略上做出调整，制定了“强迫中国尽早对日妥协，以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从而换取朝鲜半岛和平”的政策。

三、调停后期，采取“与日进行利益交换，默许日本发动战争”政策

英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的过程，也是对双方军事实力重新进行评估和认识的过程。随着调停的不断深入，英国情报部门发现清海军虽在舰船吨位和大炮数量上优于日本，但从指挥员的战略决策能力、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军队训练水平、官兵士气和作战战术纪律等诸多方面，与日军相比都差距甚大。清陆军和日陆军从各个方面相比也都完全处于劣势，如果两军一旦开战，清军获胜的可能性极低。同时日本也在拉拢英国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不仅极力渲染日本拒俄涉足远东事务的坚决态度，以博取英国好感；还采用贿赂等各种手段收买英国官员和媒体，以制造有利于日本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在对当时形势作出综合判断后，英国得出日军发动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双方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的结论，为维护自身在远东的诸多利益，便决定牺牲中国，在得到日本关于保证上海中立区及其周边航道安全的承诺后，便默许了日本挑起战争的行动。

英国制定远东政策的根本点，就是维护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尽一切努力防止俄国南下与其分庭抗礼。无论它起初支持清政府、反对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以后支持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还是最后牺牲中国，默许日本发动战争，都不违背其远东政策的根本点。可见，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是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