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甲午战争前日本舆论造势：颠倒是非左右世界舆论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英国朝野震动，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要求政府对日军事报复。清政府也坐等西方列强对日本采取实质的制裁措施，然而等来的却是“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责任在清政府，应赔偿英国的损失。是什么促使原本对日不满的英国舆论改变了腔调。又是什么让许多欧美的媒体，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另外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大部分民众支持国家对清战争热情已经空前高涨，居然将对华的侵略战争视为正义之战。在很多国人大呼“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之时，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日本侵华作战的准备真可谓煞费苦心，全面周到，除了进行物力、人力、财力的战争动员准备之外，在思想灌输和舆论造势上，也早已悄然展开。

“征韩论”为出兵朝鲜找到合适借口

实现“大陆政策”的一项重要战略途径，就是吞并朝鲜并以此为跳板，进而侵占中国。然而如何做到侵朝有名，日本国内朝野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当时占主流的思想便是所谓“征韩论”，即参议木户孝允最先在其186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提出“征韩”构想。他在日记中写道：“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以伸张神州之威。”木户的这一观点使日本政府上层势力达成了共识，很快出兵朝鲜的鼓噪便甚嚣尘上。如佐田白茅在其给明治天皇的奏折中，认为征服朝鲜是“富国强兵之策”，而且“不惟一举而屠朝鲜，亦可大耀皇威于海外，岂可不神速伐之也”。但由于当时日本忌惮中朝藩属关系，并且不具备战胜中国的条件，不得不将其暂时搁置。

朝鲜东学党起义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日本借此时机进行舆论造势，各界媒体大肆宣传。

别有用心的日本政客、思想家和媒体的不断煽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初步觉醒的日本民众的“国民意识”，日本多数民众开始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甚至一些娼妓也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据统计，日本战前和战时分两次共募到16721万日元的公债用于战争。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

“脱亚论”与“兴亚论”—宣扬侵略有理的歪理邪说

侵略朝鲜只是日本政府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开端，将朝鲜半岛作为其战略跳板，进攻中国才是主要目的。因此，在准备侵略朝鲜的同时，日本政府就已经将舆论宣传的矛头对准了中国。

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清政府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却仍然同法国签订了屈辱条约，这一腐败卖国举动，加重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一些自由民权运动的倡导者，这时把国权置于民权之上成了国权主义者，亦即扩张主义者。其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发表文章《脱亚论》，文中赤裸裸地宣扬了侵华主张。他在该文中声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民精神”已从亚洲落后状态中脱颖而出，“移至西欧文明”，而亚洲的主要国家中国仍处于落后地位，并在濒临被瓜分的危险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国之振兴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此书宣扬之内容与日本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民心理一拍即合，立即成为当时最为畅销书籍。

在对外宣传上，日本政府尽力掩饰其野心，想尽一切办法掩盖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政策。手段多样化，不仅在战略意图上蒙蔽亚洲国家，甚至得到了某些国家的同情与合作，同时以共同反对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入侵为幌子，提出了所谓“兴亚论”。其中，以荒尾精炮制的一套侵略“理论”最具代表性。荒尾精在他的“兴亚策”中说，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国势力汹涌东来，亚洲国家已大半沦亡，只剩下日本，朝鲜和中国，而其中只有日本完成了维新大业，正在向前发展。中国和朝鲜则极为贫弱老朽，在欧洲列强的攻势面前软弱无力，岌岌可危。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日本应承担起亚洲救世主的角色，救朝鲜、扶中国，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

在宣传侵略有理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蒙蔽欺骗日本人民，日本政府又大力宣传所谓“义战论”的思想，目的是为军事侵略正名，让日本人民为“正义”而战。在战争之前，日本媒体就将对中国之战报道成“声讨人类公敌”的“仁义之战”,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高呼“义战即将开始”，《读卖新闻》发表文章称日本“首当正义”，“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在此论调的鼓动下，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热情空前高涨。

“文野之战论”---获得国际社会理解与支持的“撒手锏”

由于欧美列强在华利益错综复杂，日本预料到侵略中国必遭各国列强干涉，因此，如何使各国列强不予以反对日本侵华，成为当时日本外交宣传的重要目标。针对这一战略目标，日本在对西方的舆论宣传上，特别注重强调日本已经是融入西方的文明国家，并极力掩盖真实目的，极力强调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日本秘密聘请了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形象在西方媒体和民众中形成共识，日本成为帮助朝鲜驱赶清国的正义者。当时的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纽约新闻报》也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

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为达到对国际舆论进行拉拢和利用的目的，除了使用大量金钱收买、蒙蔽欺骗等多种卑劣手段，同时还鼓动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文章。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宣扬日本这么做的必要性、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清国威胁论等等。这种颠倒黑白的宣传，不仅左右了日本舆论，左右了世界舆论，甚至左右了许多中国老百姓，以至于出现了战争开始后中国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欢迎日军入城的尴尬场面。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国内右倾化明显，在修改武器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和平宪法上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在这一进程中舆论宣传这一法宝再次被日本祭出，不断宣传“中国威胁论”，炒作“火控雷达照射”、“中国军机干扰其侦察机”等，这种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伎俩虽为正义人士所不齿，但其在抹黑中国、获得国际同情的效果上却是不可忽视的，对此我们要积极对待，坚决回击日本的无端指责与污蔑，不可再无视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动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