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日到防日——解读李鸿章早年对日本威胁判断

资料图：李鸿章

李鸿章长期主持清政府近代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战争之前他对日本的判断极大的影响了清廷对日本的外交走向和战争准备。

李鸿章究竟在何时开始接触日本人已经无从考证，但应该是清廷中较早开始关注日本的。早在18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在其致曾国藩信中谈到其对日本的看法。李鸿章当时敏锐的察觉到，日本虽为一个小国，但在采用西式舰船武器后，居然能与打败过中国的英、法等国相抗衡。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性，激励清政府加紧变革。但其对日关系上还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从长远看日本将是中国的威胁，二是从近期看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是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敌人的敌人应该可以拉为朋友的理念在李鸿章内心深处泛起一丝涟漪，中国应实行“联日”的政策。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历史将其推向前台，使其有机会实施他的战略构想。宛如宿命的注定，其第一个外交对象，恰恰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1870年日本派柳原前光前来中国欲建立现代外交关系。李鸿章以“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为由积极主张“联合”日本。李鸿章针对清廷的顾虑，提出日本离我们太近，如果笼络过来可以为我所用，如果拒绝他必然会视我为仇敌。李的战略意图是一方面希望用条约的形式和日本“联合”，以防止日本对中国的非分之想，防止在清廷的掖肘之地再树一强敌；同时也防止日本倒向西方阵营侵略中国。然而日本来华签约并非真的为友好，其真实目的有二：一是谋得与清帝同等地位，进而以上国身份与朝鲜交涉。二是期待援引“利益均沾”原则（注：一国与华签订条约获得的特权，清政府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其他列强也可获得相应的待遇），希望不通过战争就能获得西方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李鸿章据理力争，积极斡旋，终于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较为平等的中日《修好条约》。虽然形式上，以法律名义达到了避免侵略中国，联合互助，但随着清王朝的国力日衰，这种想法更多的是一厢情愿。就在李鸿章沉浸在缔约成功的气氛中时，日本政府却因为缔约没有达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与清政府改约，并开始进行入侵台湾、琉球的军事准备。

此时的李鸿章过于相信日本政府，过于迷信国际公法和条约的约束力，在对日的战略判断上出现较大的失误。1874年日本以渔民被杀为由出兵台湾。当日本即将出兵台湾的情报送到李鸿章手中之时，李却按常理衡量日本，觉得各国出兵一定会事先下战书的，何况日本刚与中国正式缔结了友好和约，怎么会因为一个台湾少数部族杀害几个琉球人不先行沟通就大动干戈呢？当日军登陆台湾之实被确认后，李鸿章对日本的野心才开始警觉。他建议清廷加强东南海防，调集万名清军赴台，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但却迟迟不愿放弃对日幻想。他指示沈葆桢只管扎营操练，千万不要主动挑衅。在日军进攻受挫，骑虎难下的时候，北京的总理衙门却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假如中国放开与之一战，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不是今天的情景，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没有换来日本的积极配合，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1879年(明治十二年)，日本趁法国入侵越南，沙皇俄国重兵压境图占伊犁之际，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此时李鸿章已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与得势不让人的霸道中，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联日”幻想彻底破灭。此后，李鸿章真正开始为防范日本进行军事准备，向西方大量购买先进舰艇，中国的海防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李鸿章自琉球案开始意识到，朝鲜必将是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于是从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出发，李鸿章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首要的就是在其积极劝说下朝鲜政府与英、美、德、法签订通商条约，利用西方势力在朝鲜形成制衡俄、日的均势局面。但李想通过外交手段压住日本，确实是完全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和胆量。

1882年朝鲜发生反日反封建的“壬午兵变”，日本趁机出兵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通过此条约日本不仅扩大了在朝鲜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影响，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此条约获得了和清政府一样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当1884年战局对清政府不利的时候，日本趁机唆使朝鲜的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通过开化党的政变加强在朝鲜的势力。李鸿章对日本的野心早有防范，他一方面电令驻日公使设法平息日本的干涉，一面向总理衙门上书陈述朝鲜地缘战略地位对清政府的重要性，主张出兵朝鲜平定政变，防止日本在朝鲜的扩张。而此次清政府上下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决策和执行效率，快速出兵平息了的政变，未造成事态的扩大。但日本还是与朝鲜签署了《日韩汉城条约》，并在随后的与清政府的谈判中，软磨硬泡签订了《天津条约》，为后来的出兵朝鲜提动了法律依据。

在政治外交层面防范日本的同时，李鸿章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军事准备上取得巨大进展。1890年北洋海军的“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的主力格局正式形成。再加上原有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和各式炮艇、练习船、鱼雷艇，李鸿章终于经营出了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同时，威海、旅顺、大连的海防工程和海军后勤保障设施也已相对完善。可以说，当时的李鸿章手中握有如此实力的王牌，对日博弈上自然多了几分把握。为进一步威慑日本，1892年6月，李鸿章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再次炫耀铁甲巨舰的威容。然而此次访问极大的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决心。日本上至天皇下至普通民众，纷纷捐钱造舰，打造一支抗衡北洋水师的舰队。而反观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上则止步不前，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上实力已经超过大清。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在对日本的认识和判断上，由初期的想“联合”逐渐演变为“防范”。当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后李鸿章认识到了日本的野心，加紧了对日的军事准备。应该说李鸿章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日本的威胁判断是较为清醒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为当时中国防范日本、加强海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指导。然而威胁的判断仅是制定战略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未能制定出明确的对日战略，并在现实的对日博弈中屡屡失策，贻误战机。剑不如人，剑法也不如人，外强中干的清王朝军队如摧枯拉朽之势，败于“蕞尔小国”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