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自强运动”失败之因看甲午败局

“自强运动”一词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正如李鸿章所说，晚清处于千古未有之变局当中，“自强运动”之主要目的在于因应这一变局。1860年《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晚清进入了一个“间隙和平期”，这让晚清政府有时间、有机会去思考在自身的种种问题。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便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自强运动”由此肇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败。为什么甲午战争失败？我认为最直接的就是“自强运动”的失败。为什么“自强运动”失败？因为晚清政府已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虽认识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已回天乏术。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打过败仗，但一场败仗被看作是国家的失败、民族的失败、全面的失败并不多见。能够出现全面失败的国家，战前肯定处于内外大变革的时代，当政者要么对变革视而不见、要么对变革力不从心、要么认识到问题但改革乏术。可以说，改革的成败注定战争的胜负。晚清即属于此。甲午真正的败在于晚清政府几十年来面对内外困局已无法“自强”，国家就像一列失控的列车高速驶向断桥，注定堕入深渊的命运。考察甲午战败的原因，不妨将视线再往前推20年，从始于1860年“自强运动”的失败研究甲午惨败的原因。

一

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形成与发展中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文化体系和思想观念。1840年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冲突更是中西文化和思想观念碰撞的产物。“自我中心论”以及“天下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自强运动”时期，此两种观念与整个运动的成败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自我中心论”是由于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对周边地区优势地位而形成的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负。处于这种自负，中华文化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周边地区文化进行影响，希望他们认同中国的中心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船坚炮利给时人最直观的冲击。“自强运动”由此表现出意志简单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 由此，晚清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引进西方兵器、开设现代化的兵工厂以及军事学校上。但“自我中心论”使得当时的士大夫笃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统治阶层无法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科学技术差距背后所代表的正是文化和理念的差距。晚清大学士倭仁对同文馆开设新科目的驳斥充分显示出晚清士大夫的短视和刚愎自用。他在奏折中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认为从来都是异邦逢中华为师，现今要逢洋人为师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晚清洋务大臣在论述“师夷”问题时，文化、理念与技艺的分离也清晰可见，仍然站在一种道、礼层面上来认识世界，将数学、物理等实用科学与诡异的术数相提并论。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前提错误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自强运动”从正确认识问题这个首要环节就出纰漏，就算此后的改革举措再好也是南辕北辙。这也就难怪晚清有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却没有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有主管教育的部门，却没有近代化的教育理念；有貌似强大的海陆军，却没有近代军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指挥体制。

“天下观念”是近代以前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思想，它是天理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天下观念强调“华夷之辨”、强调天下一统，从体制上和观念上杜绝平等处理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可能。 长期以来，中国处理与周边政治实体关系时都将自身摆在高于其他政治实体的地位上，以“朝贡体制”来维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出于“国力衰微”，清政府不得不承认以“平等”的态度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从观念上，绝大部分人认为现今的“平等相待”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妥协之策，待以后时机成熟就可恢复“外夷进贡”的局面。可见，清朝虽国力不济，但仍不自觉地就将自己放在高于他国的位置上，从骨子里鄙视西方的事物，何谈心甘情愿的效法西方。天下观念的另一重要影响在于中国人民族意识欠缺。清政府始终将与西方国家冲突的性质定义为“边衅”，而边衅一般是指在边关和蛮族的冲突，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缺乏民族意识使统治阶层在危难时无法积聚民众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对于危机的全局认识。战争来临时，往往村村各自为战，城城各自为战，几乎不能形成以一整体对外的形势，也难怪甲午战败后有以李鸿章一人敌日本全国的说法。对于“自强运动”而言，缺乏统一的意志，使得整个改革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东西相互掣肘、南北各行其道，就算是有那么几个眼光长远之士大声疾呼，能换回的也只是纷繁的杂音。

二

“自强运动”恰逢晚清“辛酉政变”，自一开始就与错综复杂的“朝局”密切相关。慈禧在“辛酉政变”后对“反对派”强力整肃，官员人人自危。“自强运动”的本质在于革新，革新就要否定“常例”、违背“祖制”，难免落人口实，成为政治对手的打击目标。当时扑朔迷离的政局随时都可能危及官员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谨小慎微、因循守旧成为官员自保的重要选择，遇事宁可无所作为，何谈变革。再以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矛盾为例。李与翁的恩怨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始于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府中任幕僚之时，曾国藩参劾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所上奏折乃李鸿章起草并为曾国藩采纳。正是由于这一奏折，翁同书被革职流放并客死他乡。作为弟弟的翁同龢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另一方面，是清朝建立以来就存在的满汉之争。李作为汉大臣的代表，握有实权又有北洋海军撑腰。对此，以翁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深感威胁，极力排斥。因此，在翁升任户部尚书后，对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资金上的种种要求都处心积虑的给以限制，使北洋海军十几年未购进一艘新舰，甚至连炮弹也出现短缺状况。翁为此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解心头之恨，二是通过限制北洋海军发展削弱李的权势，使其不至威胁满族权贵地位。反观李鸿章，在海军建设经费已是不足情况下，为维护自身政治地位，赢得对部分满族大臣斗争的优势，对慈禧挪用海军建设款项修园不仅不加以劝阻，反逢迎上意，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古语有云，“君子误国，尤甚小人”。两个位列中枢的大臣以个人得失和好恶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度量衡，“自强运动”在新旧势力、新旧思想的斗争中本已举步维艰，再加上这部封建腐朽的官僚机器作祟，“自强运动”结果不难预料。

清朝晚期所谓同年之谊、师生之谊、满汉有别的观念对封建官僚体系运作影响颇为显著，导致政府内党派林立、满汉倾轧，在内政与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各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常常为反对而反对。同时，慈禧在满汉之间、中央权贵与封疆大吏之间大玩所谓“平衡术”，给不少机会主义分子左右逢源的机会，使清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左右摇摆，“自强运动”更无法一以贯之。

三

改革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出现在制度。“学而优则仕”是古代中国读书人最具影响力的座右铭。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历朝历代均将其作为选拔官员的根本制度，是封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绝大多数饱读诗书之人都力图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僚阶层甚至入阁拜相以光宗耀祖，可以说做官是当时读书人最大的理想与目标。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载体，以四书五经等古典著作为内容，考试的方式以策论为主，要求考生在答题之时引经据典代古人说话。整个考试制度决定了考生从很小就必须熟读古典著作甚至倒背如流，十年寒窗造就的中国读书人对古典思想的了解与认识颇为深刻，但是对于新兴事务的接触甚少使得中国读书人整体都显得保守和因循守旧，对创新理念和新型事务强烈排斥。“自强运动”顺应时局要求革新。而出自科场的清朝官吏却封闭守旧，引用孔孟之道为“国门洞开”强加辩护，视自然科学为术数加以摒弃，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仍然引用诸如“大信不约”的古语拒绝与“蕞儿小邦”签订条约。科举制度造就的官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工业文明完全脱节。“自强运动”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都出自这个阶层，整个运动的局限性无可避免。

科举制度对于“自强运动”的影响除了上述文化层次上的，还有一层就是体制上的。科举考试的考试科目通常只与道德和政治有关而与实用科学技术没有关联。“自强运动”中很重要的是引进西学，西学的精辟之处就在于天文算学。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意识到西学对于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商业“自强”的重要性，并大力兴办教授西学的新式学校。但由于科举制度，新办学校在招生问题上面临很大困难。政府没有或者很少为出自新学的学生设置职位以鼓励学生学习。李鸿章曾在1864年向总理衙门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新科，给有专长技术的考生一个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但这个建议无果而终。 这就导致勉强进入西学学堂的学生对天文算学的重视程度也不高，这些学生仍然用大多数时间去研习四书五经等古典名著以准备科考，而只有在学有余力之时才会涉足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