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本以国运相赌 借举国之力赢得战争

能否动员民众支持战争，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恐慌之中，民众的疾苦生活正在动摇明治维新政府及其改革的根基。为获得民众支持，以举全国之力赢得战争，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国民动员。日本举国无论是思想上、物质上，还是人力上，均完成了与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准备。

大造舆论声势欺骗蒙蔽民众

为了从思想上蒙蔽民众，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媒体和各种言论，大肆对民众进行“洗脑”教育。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帮助镇压。日本为寻找出兵借口，抛出了“朝鲜独立论”，主张对朝鲜实行内政改革，使朝鲜成为其保护国。为使“朝鲜独立论”成为广泛的社会舆论，日本政府及其官员们通过其御用媒体广为传播。一向坚持海军扩张反对论和非战论的《邮便报知新闻》首先传播了这一主张，该报纸在6月6日的社论中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以保障朝鲜的独立。随后，《芸备日日新闻》、《北国新闻》、《富山日报》等各地报纸也纷纷以社论形式发表类似言论，强调“朝鲜独立”，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为进一步发动民众，日本在广泛传播“朝鲜独立论”的同时，又大力宣传所谓的“义战论”，号召民众为“正义”而战。战前，日本新闻界统一口径，几乎一致叫嚷：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高呼“义战即将开始！”《读卖新闻》称日本“首当正义”，“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并由此导致所谓中日战争是“文野之战”。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的文章，指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国民新闻》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大日本以其文明之力战胜中国之野蛮并担负革新中国之天职。”《二六新报》则更以所谓亚洲最先进最优越国家的姿态称国民“应将其视为19世纪末之一大事业，以此一空前绝后之一大义战，以文明国姿态战胜野蛮之国。此乃太平洋东北所开创之破天荒之举”。

为形成日本民众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感，媒体还恶毒散布中国“愚昧落后论”，妖魔化中国成为当时日本媒体的时尚，战争报道、小说及从军日志，大多为煽动民众而刻意对中国实用侮辱性言辞。《国民之友》杂志污蔑中国人是“具有山贼般天性的侵略者”。《中央新闻》攻击中国人说中国人“是可怕之人种”，“清国不仅是猪，而且是只笨猪”。宗教界的基督教团体宣称：“这次战争是大日本帝国前进的天职使然，是日本向世界披露自身民族优秀的良机。”

在政府和媒体的歪曲宣传下，最初对战争毫无兴趣的日本民众盲目地接受了政府及媒体的舆论导向，被动员到了从出征士兵的送迎、凯旋士兵的欢迎，到参加祝捷会、阵亡者葬礼、以至到建立慰灵碑、战争纪念碑等这些民众从未曾经历过的有关国家、战争的仪式中，对中国极其蔑视的心态甚至表露于日常生活。黄海海战后，儿童在玩耍奔跑竞赛、相扑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即便在成年人之间，撒谎者也会被漫骂为“支那政府”，吹牛者会被嘲讽为“李鸿章”。

动员社会各界筹措战争经费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很大提升，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战争需要。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日本于战前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日本各家报纸首先进行了舆论动员。7月23日，《每日新闻》以《慰劳在韩军人》为题撰文指出，“请赠送适当之物，一慰悬军远征之心，二为表示对我军人敬爱之情。”《万朝报》29日说，“为使日本帝国之威武发扬于万国”，现在则是“义勇奉公之时”。《二六新闻》8月2日强调，“万一不幸，纵然全国成为焦土，我日本男儿国之面貌亦不可污”。各家报纸的煽动言论推动了“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的开展。

首先响应并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考虑，日本财界主要首脑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这场战争。战争刚刚爆发，财界代表人物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除了口头表态，财界还成立了“报国会”，通过召开会议、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等方式以实际行动动员财界、实业界支持侵略战争。“报国会”的行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支持。大日本水产发出募金广告，决定义卖罐头，将其收入捐给政府慰劳军人；大阪成立青年报国义务队，广向社会募捐；大阪的军火商将5600支枪全部捐献；各铁路公会、红十字会也达成协议，宣布战时免费为赴朝军人输送军需弹药。

为进一步筹措战费，日本政府还发布敕令募集军事公债。两次军事公债募集，第一次计划募集3000万日元，实际募集7694万日元；第二次计划5000万日元，实际达到9027万日元，均超额完成任务。事实上，这种超额募集是在政府强制与民众自愿结合下进行的。为获得日本财界和实业界的支持，大藏大臣渡边国武先后将关西同盟银行和关东同盟银行的总办们请到大藏省，劝其认购军事公债。涩泽荣一也召集所有银行的负责人向其做了说明。对民众的募集则几乎是在政府的强制下完成的。政府将募集任务及完成指标分配各府县郡市町村，各级领导者要求民众以所谓“爱国”之心支持“义战”强行认购。特别对日本底层民众，各郡长、町村长更是采取劝诱并举的方式直接进行动员，甚至带有一定的胁迫性。爱知县幡豆郡川崎村尤为典型。该村村长说：“本邦臣民于事变之际，应各尽其分以应募军事公债，此乃臣民之义务，若拒绝应募，绝非日本臣民。”在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劝诱下，财界和实业界纷纷表态愿竭尽全力响应政府号召为国效力，民众也纷纷参与到这场规模宏大的募集中来。据统计，当时日本人口为4181万，至少有7.4%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的金钱；除富有者外，即便生活贫困也还是从口中省出十个八个梅干钱捐献给前线的士兵。这种全国范围的捐赠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日和谈才停止。

多种措施并举实施兵力动员

1873年1月，日本颁布了《征兵令》，建立了以普遍义务为原则的国民义务兵役制。1883年，又颁布修改征兵令，规定全国年满17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者均须服兵役。陆海军服现役后还要再服后备役5年。征兵制实施以后，处于备战扩军的需要，日本每年要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由于许多人不愿服役，采用各种手段逃避兵役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1889年1月，日本对《征兵令》进行了重大修改，对原来规定的免役条件加以严格的限制，加强对逃避兵役的取缔，“彻底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日本明治政府就是用这种强制手段，不顾人民的死活，让无数青年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炮灰。尽管如此，当年仍然有9.97%的应服役的青年通过逃亡失踪来躲避兵役。

1890至1894年间，由于每年至少要征集十几万人，征兵工作变得愈加困难。为保证征兵数量，日本政府采取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办法等多种措施动员适龄青年入伍参战。以爱知县为例。为了铲除民众特别是适龄贫困者“视兵役如囚犯“的意识和逃避征兵的氛围，爱知县于1890年前创立了征兵慰劳会，开展了征兵奖励运动。每逢征兵时，政府“将主任、书记派往各町村，把相当年龄者召集于一定场所，诚恳而详尽地说明关于服役年限，家族扶助费，抚恤金，受爵位，被服津贴，被服用品，航海服役逐年加薪，晋级等法令。”在政府的耐心劝诱下，志愿参军者逐年增加。同时，政府承诺的恤兵待遇基本得到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政府对征兵工作的多管齐下，对征兵任务的完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征兵难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日本民众的参军支战热情逐步高涨，成为侵略战争的随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澜者。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在这种狂热的战争氛围下，大量兵员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战争前线，基本满足了侵略朝鲜和中国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日本侵略战争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