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国家公祭日，妈妈没等到，我等到了

　　有机会把过去遭受的苦难讲出来，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而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她情绪的一个出口。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摄

　　为南京大屠杀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跟我们这些家属的自发行为有区别，这伤痛不是一两家人的，而是几十万人的，是整个国家的，该有一个仪式去纪念这一切。好让后来的人铭记那段历史，这是我们自家的历史，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好好纪念和尊重，其他国家的人就更不会。

　　——193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

　　■ 对话人物

　　艾义英

　　86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 对话动机

　　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应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集会邀请会”邀请，艾义英于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名古屋、东京等地参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

　　南京大屠杀期间，艾义英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堂哥被日军杀害。其间生产的母亲为了带着艾义英姐弟3人继续逃命，被迫丢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了77年，艾义英对自己有机会去日本讲述历史真相，相比于日本民间团体所释放出的善意，艾义英对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更为期待，“自家的历史是时候好好纪念一下了。”

　　赴日

　　77年了，还是“又恨又怕”

　　新京报：第一次去日本？

　　艾义英：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日本。

　　新京报：知道要去日本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艾义英：可能你们年轻人会觉得，一个都没出过国门的老太太，被邀请去日本，也不用花钱什么的，多好。但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通知我要去日本，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去那，不去不行吗”，完全是本能的，抗拒。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我的爸爸、好几位亲人死在日本人（军国主义）的刺刀下，妈妈告诉我见到日本人就要躲，要藏起来，都是这些记忆。

　　新京报：时间过去那么久，过去的感觉还在？

　　艾义英：又恨又怕，那种恐惧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在日本下飞机，过来接我们的日本人都很友好，又鞠躬又握手的，有个日本人拖着行李就往前走，我拦住他，说不行。其实对方是想帮忙，但我本能的反应是“日本人又要抢东西”了。

　　到了日本第三天，我儿子说去买块肥皂。我在宾馆等他，结果怎么也不回来，我心里很慌张，心想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他回来后我闹了他几句，儿子说他出去不到一个小时，但我就觉得时间长得不得了。

　　新京报：除了担心身边的人，你自己呢？

　　艾义英：在大阪参加完集会，白天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那年的经历，那天夜里我就做噩梦了，梦见穿黄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整条胳膊都是血，后来就哭醒了，醒过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汗，缓了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作证

　　听我讲的多些年轻人就好了

　　新京报：参加证言集会时也会有以上的情绪吗？

　　艾义英：第一场还是有些紧张。后来慢慢就好了，我没读过什么书，坐在那里也没稿子，完全凭记忆讲。讲的多了就不紧张了，我们是受害者啊，应该理直气壮，是你们日本人（军国主义）侵略我们，你们官方否认历史，那我就把我经历的事实都说出来。

　　新京报：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证人集会的规模怎样？

　　艾义英：每场大约有百十来人，东京是最后一站，有150人，还有一些西方面孔在听。来参加集会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年轻人很少，这个我有点遗憾。

　　新京报：为什么觉得遗憾？

　　艾义英：大屠杀的事情，应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年轻人才是国家的未来，这一点对中国、对日本都是一样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篡）改教科书的原因。我的曾孙8岁了，我家的第四代人，我经常会跟他讲过去的事。

　　后来身边人告诉我，参加集会的包括活动的组织者，有好几位是老师，大学、小学的都有，这样就很好。我希望那些老师把我讲的教给日本的下一代。

　　新京报：你希望这些讲述能带来什么？

　　艾义英：我们这些人（幸存者）越来越少了。我们在南京出发之前，南京电视台给我们发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针，工作人员说，当时日本战败之后，投降的士兵很喜欢南京这种紫色的小花，把它们的种子带回了日本。据说现在日本国内到处都有南京的这种小野花。

　　同行的人说，紫金花象征和平，我一个老太太不懂大道理。但也许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和平是多么宝贵。

　　新京报：和平要有前提。

　　艾义英：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认历史，那么多残忍的杀害，几十万几百万的性命，我们这些亲历者还活着，怎么能说否认就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