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穷文》中说,自己身上有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个“穷鬼”。智穷令他恶圆喜方,羞为奸欺;学穷令他轻视术数,探幽究微;文穷令他不专一能,不可时施;命穷令他利居众后、责在人先;交穷令他待人忠耿,倾吐肺腑。“五鬼”缠身,使他一生穷困,饥寒交迫。于是,“结柳作车,缚草为船”,“牛系轭下,引帆上樯”,想把它们送得远远的,但内心又舍不得。因为韩愈深知,这些“穷鬼”,乃是自己心中的至宝。送走它们,恰如“携持琬琰,易一羊皮”,就像用价值连城的美玉去换一件不值钱的东西。这篇奇文,寓庄于谐,妙趣横生,今天读来仍然令人醍醐灌顶,大受启发。
韩愈一生仁慈善良,豁达豪放,才高德馨,操行纯正,然而孤寂于时,愤世嫉俗。《送穷文》是他45岁任河南令时所写的自嘲之作。文中所谓“五鬼”,实际上指的是一些高尚的品格。在封建时代,具有这等高尚品格的人,往往吃不开,更不可能发财致富,故谓之“穷”。然而,“穷”则穷矣,韩愈却视“五鬼”为价值连城的珍物,最终“烧车与船,延之上座”,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一个封建士大夫,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远的见识,以至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保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风亮节?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有个表白:“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为了内心坦荡无忧,为了身后不被人唾弃,正是他珍视“穷鬼”、守住“琬琰”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本来身怀“琬琰”,后来却弃如敝屣,招致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相传商纣王天资聪颖,继位之后曾粗茶淡饭,麻衣布履,勤于政务,国力强盛,所以万民乐业,八方宾服。可惜,自从得了臣下献的一个金碗后,便将过去的“琬琰”丢掉了。从配象牙筷开始,吃美食,穿华服,住金屋,穷奢极欲,纵情淫乐,结果众叛亲离,百姓怨声载道,在姬发的大军面前,只好独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今日官场类似例子亦不鲜见。如近些年身陷囹圄的一些腐败分子,当初都曾或多或少揣过“琬琰”,干过一些正事,有过一些业绩,也曾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可悲的是,随着官位升迁、手中权力增大,他们慢慢蜕化变质,将过去作为立身之本的“琬琰”抛诸脑后,并以拾到以权谋私、卖官鬻爵、贪图享乐等“羊皮”而自得,最终堕落为亵渎信仰、背叛人民、戕害党和国家事业的腐败分子,其人生发生断裂性逆转,令人震惊。
晚唐诗人杜枚在《阿房宫赋》中谈及秦朝覆亡,有段令人振聋发聩的议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成为千古不绝的洪钟大吕,至今依然振聋发聩。事实上,无论旧时的封建士大夫,还是今天的党员干部,在追求上进、位卑权微时,做到头脑清醒、保持清廉、守住“琬琰”并不难,难的是位高权重、志得意满时,依然能守住本真和底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不趋时适俗,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不以“琬琰”易“羊皮”的清醒,值得我们引为龟鉴,深刻反思。只有守住“琬琰”,秉持高洁,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方能享受真幸福。
(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