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的保密观说起

　　保守秘密，是军人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纪律，也是部队经常抓、反复抓的重要工作。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保密观呢？近读邓颖超回忆文章，感到周恩来总理的保密观很值得我们学习。

　　革命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无论在通信中，还是在家中，从来不提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她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什么也没有讲……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他们夫妻之间遵守的原则是，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这个习惯和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周恩来患癌症后，曾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把许多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心底，因为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一辈子感情深厚，而且对党绝对忠诚，革命最为彻底。但他们之间从来不说纪律不允许说的事，这是多么强的纪律观念和保密观念！

　　相对而言，我们有的同志保密观念就要差得多。有的党委会刚形成的决议，一散会就被人披露出去；有的被外派执行任务，前面接到通知，后面就打电话跟家人讲了；有的看到带密级文件内容，不仅回家讲，还或隐或现地在酒桌茶厅披露。更有一些人把泄露组织决定当成讨好人、亲近人的事，显得够哥们义气。还有一些同志对手机、网络泄密问题不重视，不论手机是什么性质，什么话都用它说。有的在网上什么人都接触，什么言论都发表，什么U盘都往电脑上插，根本不知道敌情就在手机和显示屏背后。

　　党、国家和军队的秘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利益、军队战斗力状况和行动。如果不严格保守，就有可能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损害国家对外关系，损害军队建设和暴露军事行动。在我们党的革命史上，因个别人泄密而造成同志被捕、组织被毁的事并非个别。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保守秘密同样十分重要。在政治上，国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刺探情报，处心积虑颠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军事上，一些西方军事大国更是不择手段想摸清我们的底数和战略意图等，以利其下“先手棋”，抢占制高点。即使是一些党的非高层组织作出的重要决策决定等，不宜公开的也不可乱说，一旦公开，便有可能造成工作被动，比如对腐败分子进行组织调查和采取措施，如果泄露风声，就会给调查取证和采取措施带来困难。保密是搞建设、谋发展，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一定程度上说，没有保密就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战争胜利。

　　毫无疑问，今天的保密工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个年代已有很大不同，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保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但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很强的保密意识，不畏艰难、不怕烦琐，积极使用反泄密技术手段，依然可以把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当前最需要剔除的是，有的同志所持的“和平时期无密可保”“发达国家技术先进，什么密也保不住”“都是亲属朋友，没有必要保密”之类的错误观念，只有真正转变这些观念，时时处处想着保密、坚持保密，保密工作就一定能做得深入彻底。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