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而险些陷入重围的中央红军，靠着红军将士们的空前勇敢，最后杀出了一条绝地逢生的血路。

　　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此时，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间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人左右的大军，红军与国民党军之比为1∶5。

　　红军，面临长征以来最危险的境况——倘若被阻断在湘江东岸，那么党中央和她率领的这支大军就将陷入敌人的重兵围困。

　　危急关头，年轻的红军将领们一马当先——

　　率先渡过湘江固守脚山铺的红4团三面受敌，后来担任过共和国第五任国防部长的团长耿飚不顾身患疟疾，举起马刀冲向敌人，团政委杨成武也率部反冲锋，腿部中弹。这一年，耿飚25岁，杨成武20岁。

　　数十里外的光华铺，上演着同样残酷的血战。仅3军团10团，就顶住了敌人的1个师又1个团的进攻。战斗最激烈的30日，团长沈述清牺牲，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杜宗美又牺牲了。

　　战斗最激烈的阵地，就是红军指挥员的岗位。曾经是红4团战士的老红军唐进新回忆，战士们“都是跟着营团首长们的背影冲锋的”。

　　整整三天三夜，红军将士们在南北两面顶住了敌人潮涌般的进攻。阵地，都是在打光最后一个人之后才丢失的。最激烈的时刻，敌军甚至端着枪冲到了1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指挥部门口。

　　殿后的5军团34师、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西岸，大部分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是役后，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人。

　　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指出，大量指挥员的牺牲，说明了战斗的惨烈程度。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牺牲的以及受伤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都是在冲锋时中弹的。

　　“彭总都在第一线，谁敢不上？”提起长征中的红军将领，老红军方国安首先想到的，就是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激烈的娄山关战斗，彭总就在前线指挥。参谋长邓萍劝他往后撤一点，他说：“指挥员怕死，部队能冲锋陷阵吗？”

　　几天之后，26岁的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了遵义城下。这位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年轻将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战将。

　　方国安本人也在娄山关战斗中眼部中弹。

　　“只顾着追敌人，都没觉得痛。”方国安在遵义会议后担任营教导员。他回忆，直到警卫员把他扑倒在地上，才知道自己负伤了。

　　方国安从此永远地失去了右眼。然而，这位93岁的老人至今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红军就是要打胜仗。”

　　在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人。

　　1935年7月，红25军在冒雨渡河中遭敌突袭，政委吴焕先亲自率兵直插敌侧后，被子弹打中胸部，这位勇敢的军政委按住胸口继续指挥部队冲锋，直至把敌人截成两段。胜利的号角吹响时，还差1个月才满28岁的吴焕先停止了呼吸。

　　军一级将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甚至身先士卒地冲锋，即使是冷兵器时代也十分罕见。然而，在红军长征中，这样的情景却司空见惯。聂荣臻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在这些红军指挥员眼中，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枪炮威胁的后方，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1950年10月，当美国远东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日本东京“第一大厦”里乐观地等待着“感恩节”，等待着那个他盲目确定的美国士兵们得胜班师的时刻到来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实际上，他已深入到敌后，刚与李承晚部1团擦肩而过——然而他又奇迹般地转了出来。

　　世界上，几乎没有那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会在大敌当前时，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把自己的部队和指挥部甩在后面。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他麾下那批从长征路上、从抗日敌后战场上走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

　　长征途中，在毛泽东重掌指挥权的第一场战斗——土城之战，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上一线指挥。后来与朱德一起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也都出现在激战的阵地上。

　　根据冒着风险得来的情报，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改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事界誉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也打了麦克阿瑟一个措手不及。这位享誉西方军政两界的美国“军神”，在与比他小18岁的彭德怀的较量中一再失手，不得不以黯然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曾经辉煌的军事生涯。

　　抗美援朝胜利两年后，1300多位将领组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将帅方阵，他们的身上，几乎都有来自战火一线的光荣印痕——战伤。有人断言，这是世界上战伤最多的将帅方阵。而他们中，九成以上经历过长征的洗礼。

　　长征路上，红2军团5师师长贺炳炎右臂中弹，只剩下一点皮连着肩膀。没有截肢工具，医生找来一把木工锯。将军担心使用吗啡会影响自己日后指挥作战，命令卫生员把自己捆在门板上，让医生动手。仅仅6天后，这位勇悍的红军将领又出现在了阵地上。

　　红5军1师师长彭绍辉在反“围剿”战斗中失去左臂。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战将，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独臂骑射。出院后，周恩来特批他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长征出发时，他担任少共国际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10师副师长王近山仅头顶上就有三块伤疤。其中一块深到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始终不敢用力搓揉的地步——那是他抱着敌人滚下山崖的英勇壮举留下的标记。一次战斗负伤被抬下阵地，他竟用枪胁迫挑夫把他再次抬上前线，从此，“王疯子”就成了这位打起仗来势若疯虎的将领的雅号。曾在长征中当过王近山警卫员的老红军韩先良说，王近山打仗不要命广为人知，连毛主席都说他“敢打没有命令的仗”。

　　在遵义会议上力推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的王稼祥，带着重伤走完了长征。1933年4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之后，便一直用一根橡皮管将脓液排出体外。到达陕北后，美国籍医生马海德检查他的伤口后惊叹：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余秋里，独臂；晏福生，独臂；钟赤兵，独腿……没有人能够具体统计出一代长征战将到底负过多少次伤，更没有人能够统计出，直到一代长征战将辞世，身上仍有多少弹片未被取出。毛泽东曾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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