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战胜长征最紧迫的军事危机的呢？

王晓辉：主要靠因敌制变、灵活用兵。红军长征是在敌情异常严峻的环境中进行，时时危急、步步惊心。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逐渐扭转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第一，中革军委加强对各路红军的统一战略指挥，使各路红军的战略协同与策应明显加强。第二，走得巧。红军行踪飘忽不定，牵着敌人的鼻子，使其疲于奔命，正如敌人所说“红军转个弯，国军跑断腿”。四渡赤水、佯攻贵阳与巧渡金沙江都是红军高度灵活机动作战的经典战例。第三，打得活。红军避实击虚，出其不意，迅速吃掉孤立与来围之敌，恰如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城，击溃和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长征胜利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红军摆脱困境、革命转危为安并走向胜利的枢纽。

记者：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坚决而有效地消除了内部的分裂危机呢？

王晓辉：主要的做法有两条：一是坚守原则，统一军令，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二是讲求斗争策略，既消除了分裂危机，又有力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

1935年6月，经过艰难转战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者张国焘拥兵自重，个人权欲野心急剧膨胀，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并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部南下川康边并成立第二“中央”。中共中央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从两河口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重申红军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手中，要求中革军委加强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指导。同时，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为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中央并没有向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决定，也没有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区别开来，使全党全军同志受到了一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斗争与讲求策略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率部北上，保证了党的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

记者：长征中的危机解决，对我们继续走好新的长征路，有哪些启示和借鉴呢？

王晓辉：继续走好新的长征路，关键在党。80年前的长征，面对敌人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许多红军战士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茫茫草地与寒气逼人的雪山上，倒下的红军官兵手中，常常攥着一张张鲜红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行进在队伍中的红军官兵大多是农民子弟，他们坚信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各路红军面对长征的艰苦卓绝，人心不散、意志不衰、队伍不垮。长征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红军将士的主心骨，是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驶向胜利彼岸的总舵手。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独立自主，充满自信，永远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回顾长征危机演变，不能不令人得出一个无可推翻的结论：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缺乏驾驭中国革命全局的战略指导能力，更缺乏独立自主、勇于担当的战略胆识。在事关中国革命核心要害等问题上，盲目听命于外，把自己的命运拱手相让，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80年前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独立自主地决断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发展方向，这是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所证明的；8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这是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所证明的，也是被当今世界所公认的。80年的发展，鼓舞我们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攒下的战略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如习主席指出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赵利）

（王晓辉：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大校军衔，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军事思想教研工作。2006年、2010年两次赴非洲执行援外和联合国维和任务，获联合国维和培训教官资格证书。曾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毛泽东军事思想分册（第二版）》编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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