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保持历史遗址的原貌很难，但要有这种意识。尤其是红色遗址，有别于一般的旅游资源，须避免过度的商业开发，不能有太多的商业气息。环境要有庄重感，游客要有敬畏心。来此不同于观光，而是向历史和先烈致敬，重在传承精神、陶冶情操。硝烟虽散尽，但历史不应也不能被遗忘。

在四川境内，红军几度处在生死关头，但每每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化险为夷，创下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一路走来，我主要有两点感受。

一是红军有信仰作为精神支撑。因为有信仰，红军有必胜信念，成为打不垮、打不散的铁军。石达开大军兵败大渡河，而72年后红军却在同一个地点成功强渡大渡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单纯在于双方民族政策的差异。为赢得时间夺取泸定桥，红军一昼夜行军240里，在暴雨迷雾中走羊肠小道，沿途还得与拦截之敌交战、遇水架桥，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根本做不到。红军刻印的报纸《战士》及时报道了这两大战事，并在空白处刻写道：“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猛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这一细节说明红军根本不是溃败之师，有着惊人的战斗力。泸定有位干部说，以飞夺泸定桥为界，红军长征起初是与人斗，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随后渡河北上，爬雪山过草地，是与天斗。这番话归纳得简练而又生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以血的牺牲、铁的意志攻坚克难，进而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二是红军贯彻了群众路线。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给养、兵源得不到及时补充。突破湘江防线后，红军兵力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随后连番恶战又有折损，处境确实极为险恶。红军官兵多为穷苦人出身，与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联系。红军挥戈所向，没收官库、剥夺土豪劣绅浮财，开仓分粮，开监放人，且军纪严明。这样一支正义之师，自然得到民众拥戴。张爱萍将军就此回忆说：“由于先头兄弟部队做了许多群众工作，我们每到一地，像进入老区似的，不论大村小镇，群众纷纷自动帮助我们带路，抬担架，运输物资，并积极地协同我军地方工作组打土豪。自动参加红军的人到处皆是。特别是过了西昌，进到汉、彝族杂居的地区，群众拥军、参军的情形更加热烈。”倘若没有沿途民众踊跃参军，红军就无法保持有生力量；没有群众冒险做向导，红军就难以在陌生复杂的环境顺利行军、避实击虚；没有安顺场8位船工，17名红军纵然再英勇，也无法用仅有的一条船渡过流水湍急的大渡河。总之，有了群众支持，红军才不至于成为“石达开第二”，才得以在征途中杀出一条条血路。

长征是我们党和军队以及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长征，成为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时间坐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喻作“新长征”，强调“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昔日红军走过的路线上，西昌建起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航天发射能力的不断提升；雅安至西昌之间的深山峡谷建成雅西高速公路，有“天梯高速”之称，驱车穿过拖乌山，仿佛在云间行驶。冕宁、石棉、泸定三县山地面积居多，农村人口居多，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和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眼下实施精准扶贫，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县城具有现代气息，干净整洁。乡村民居大多是楼房。此行我们走访了多个山村，生态好、环境美，令人流连忘返。例如，石棉县挖角乡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植黄果柑，该水果具有花果同树等特点，果肉细嫩多汁、甜酸适度，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果林成片，山水潋滟，美不胜收。泸定县和平村依托牛背山、娘娘山等旅游资源，发展山地旅游农家接待站，打造“生态农业和山地旅游示范村”，搞得有声有色。这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折射出当地干群的精神面貌。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前进道路上已知及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多一份从容、自信和坚毅，“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2016年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 常务副校长、教授 夏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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