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1月14日发表题为《美军真正的问题是用“大炮”打“蚂蚁”》的文章，作者为托比亚斯·比格尔斯和斯科特·尼古拉斯·罗曼纽克，编译如下：

高技术武器意味着更多的花费

在与不对称威胁战斗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处在倾斜天平的哪一边？通常而且几乎是老生常谈的情形是，我们把自己描述为优势方——我们拥有技术，我们拥有装备，我们拥有持续的开发能力。但是我们真的拥有实施此类高端、漫长、几乎没完没了战斗的资金吗？

看一下美国军舰“梅森”号2016年10月在红海的防御行动。该舰对一次叛军攻击的应对迫使我们反思防御措施所涉及的成本因素，以及我们如何通俗地诠释战争和国家安全的成本。对也门叛军攻击进行的短短几秒的抵挡令人不安地花去了美国海军800万美元。叛军攻击的成本为50万美元，即不到“梅森”号军舰应对成本的10%。

“梅森”号的例子表明，高技术战争(尽管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无所不能)在更为宏观的战略背景下却是一个有缺陷的选项。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张调整安全和防务讨论的方式，把它们置于目的是进行21世纪高技术战争的语境之下。战争的非对称性在作战的物质成本方面从未有过更显著的体现。

美国针对非国家武装分子的21世纪战争似乎要求高技术的武器。它们包括进行快速和有效的运输所必不可少工具、杀伤性和非杀伤性武器、作为士兵战斗制服一部分的个人装备、“无人驾驶”或遥控设备、实时通信技术、机器人平台、全球监视与类似于“低成本成像末端导引头”的仪器，以及改用非石油燃料。与这些必要武器和装备相关的成本大得惊人。

智能技术武器装备(即通常被与必要的“精密”特性、非致命元素或“绿色能源”含义相关联的器具)是颇费金钱的。相比之下，非国家行为体(NSA)则没有进行类似的预算削减、环境考虑或人权与条约要求的责任。非国家行为体(通常是叛乱和恐怖分子，或好战的极端主义者)的攻击和应对成本在费用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于像美国和北约这样的高技术国家和组织来说，这种高技术战争在经济上正在变得日益缺乏可行性。

高昂花费将令军事行动不可持续

国家必须考虑低技术攻击与高技术防御应对之间的反差。现在的情况是，高技术国家由于它们对军事的偏爱以及对高技术战争文化的强烈迷恋，还没有真正考虑低技术应对的选项。战争(抑或仅仅是安全)已经被拥有先进的高技术武器的国家所重构，变得成本高昂起来。相对于拥有廉价得多的武器系统的非对称敌人，这将引出问题：如果非国家行为体采取高性价比手段攻击西方，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有什么样的应对选项？针对国家的高技术/高成本的安全或防御措施的低技术/低成本攻击的潜在后果是什么？美国不大可能有能力持续进行这样的战争。美国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每小时花掉美国纳税人的钱远大于60万美元。到2016年下半年，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军事行动的花费为7500亿美元，而在伊拉克为8190亿美元，这些钱本可以拨给其他更为关键的军事和非军事(如民生工程)计划的。

美国军事行动(不管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成本高昂，仅一枚中程或远程亚音速巡航导弹(如“战斧”导弹)就要花费大约150万美元。一枚空对地AGM-114“地狱火”导弹需要大约11.5万美元的高昂开支。被称为“轻标枪”的肩扛式火箭的成本为每枚约15万美元。一套APKWS-II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成本约为2.8万美元。我们告别炸弹、拥抱精密制导弹药和智能武器的行为通常是在没有明确和连续考虑成本代价的事实的情况下采取的。“便宜”的激光制导武器身上的价签会高达25万美元。

我们将遭遇到一个类似于在几十年花费数万亿美元发展各种各样核武器(核动力飞机、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专门用来攻击潜艇的ASTRO核鱼雷)之后观察到的冲突。在ASTRO核鱼雷的案例中，使用这样的鱼雷将意味着同时毁灭目标以及发射鱼雷的潜艇。

战争的出发点是在使自己受到尽可能少损害的情况下给敌人造成毁灭或破坏。在ASTRO核鱼雷的案例中，这一逻辑将使我们失望，并成为今天在考虑设计和开发用于防御和追击像向造价昂贵的美国军舰发射蹩脚老式火箭那样叛军的武器时的安全和防务逻辑的一种隐喻。美国军舰要来花费过度高昂的代价来防止这种攻击。

对手也在利用廉价的先进技术

有意思的是，我们挥别了在冷战期间占据我们思维的在防务问题上痴迷于数量的态度——这种思想显然曾维护了我们的安全，现在却为了抵御新威胁而堕入了对质量的同样痴迷，这些新威胁在技术上比不上我们在1945年至1991年间所遇到的任何威胁。

如果说我们正在走向日益自动化的战争，那么我们应该担心战争人力成本的潜在下降，以及由此引来的战争变得完全经济化的可能性。军事领导人拥有出色能力来制订战略，但是如果他们未能考虑经济成本，那么他们的战略可能变得根本不可行和不可持续。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容忍高度自动化并且主要靠金钱支持的战争呢？

非对称冲突以及高技术行为体间的冲突就是这种情形。作战(尤其是机器人的作战)可能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经济事务，拥有能够持续进行更长时间机器人战争的经济资源的国家将获胜。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作战的非人性元素将不仅排除人员伤亡的概念，而且同样开始描述一种截然不同的战争模板，或许甚至导致战争样式的改变，从这一刻起战争可能完全成了经济事务。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刺激行动者试图进行廉价的战争——尤其是针对受制于自己的高技术战争能力的行动者。

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的军事能力使得我们可以主宰战场，以获得全方位优势和对敌人的包围。通过转向“无人操纵”系统或(小型)无人机，这样的技术可能开启一个战争新时代，其中拥有较少经济潜力(不只是能力)的行动者可能抓住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扩大战场空间的机会，即通过使用装载了炸药的简单无人机。在此过程中，行动者将利用不同的渠道或新方法(对他们而言)来攻击敌人。

这样一种情形可能以“伊斯兰国”派出携带炸弹的无人机攻击库尔德武装，或是某个恐怖分子试图操纵小型无人机撞击美国国会山的桥段呈现。考虑这种对战争和技术的态度将如何发展将是合乎时宜的。

破天荒第一次，技术真的看起来青睐于那些拥有较少潜在的人，但却反常地提供更多机会。总体而言，技术一直偏爱拥有资金从事战争和作战相关的研究与发展的行动者，但是现在那些没有资金的行动者在适当的时候也能受益。我们对战争再一次变得完全经济化是否过于漫不经心？现在手段有限的行动者实际上拥有在自己的有限范围之外发动袭击的手段。

追求绝对的安全将意味着破产

这种情况曾在反恐战争相对靠后的时间点以及在彻底变化的战争的现代军事全景及特点的背景下重创了美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全速走上了一条设法用巨型大炮打蚂蚁的道路。我们倾向于以某种被我们自己忽视的方式坚持过度杀伤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寻求通过向德国的卡塞尔、汉堡、德累斯顿、科隆和日本的鹿儿岛、福冈、东京、横滨等城市倾倒成千上万吨炸弹来击败(我们所自称的)民主与自由的敌人。

今天，我们利用昂贵的技术和武器过度杀伤敌人，我们错误地以为这些技术和武器是以便宜的代价生产出来的。美国用于抵抗现存威胁的支出与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花费存在明显的反差。这就如同在枪炮市场上闲逛一样简单。在索马里的枪支市场上，一把美国造M16步枪的通行价格是200美元，俄罗斯造AK-47的价格是400美元，弄到引发大范围恐慌以及战场内外人员伤亡所必需的小型武器就如同在跳蚤市场挑选二手衣服一样——不要许可、没有识别标志、没有文件，不需要背景调查：你只要选好武器、付款，就可以前去攻击自己想攻击的任何人。一套标准的自杀人弹背心只值150美元。

当代安全和防务的认知必须考虑叛军发动攻击的相应成本、当前经济氛围以及放弃购买一枚100万到150万美元的巡航导弹将能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采购实现几乎相同目标、但技术上不那么先进的替代手段的观念。

我们务必牢记，支持我们在没有人员损失的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打击任何人和任务事物的能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并不是我们需要付出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够负担多长时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有过英明的论断：他曾声称“在寻找绝对安全的过程中我们将一无所获地遭遇破产”。

有关国家安全和军事效力的争论不应完全在现存的框架内进行。还必须讨论经济的认知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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