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百寶箱”裡，有一本被磨得紙邊發毛的家書集，封面上寫著“塵封的記憶”。盡管這些家書已年代久遠，但每當我翻開它，一件件往事便歷歷在目。

1987年11月，18歲的我到新兵連不久，收到了一封家書。那是父親寄來的信。“兒啊，聽說你那裡零下35攝氏度，我難以想象你們是怎麼過的。你要穿暖和點，和戰友們處好關系，多干活，給大家留個好印象。”當時，看著這封信，我不禁流下了眼淚。

我的老家在河北農村。父親因工傷落下終身殘疾。我入伍離開家前，他一瘸一拐地把我送到大門口，對我說：“到了部隊就捎個信回家。”我說：“一定，放心吧。”

到了部隊后，我與家人經常通過書信進行交流。家裡蓋房子、殺年豬、侄子找到工作等，這些消息我都是通過書信知道的。

這一封封家書裡裝著什麼呢？或許是訓練累了的怨氣，或許是高興時匯報的好消息，或許是充滿牽挂的話語。記得新兵連授銜后，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個帽徽和一副領章。我們都想給家裡寄張軍裝照，文書就到縣城裡請來照相師傅。連隊安排每人照一張，整個連隊要在一天內照完，所以大家商量怎樣照相最快。后來，大家發現敬禮這個姿勢照得是最快的。往家裡寄信的時候，大家就把敬禮的照片同書信一起寄回家。

當時，通信手段不發達，大家日夜盼著收到家信。說起戰士們盼信來，最有說頭的要算邊防哨所的戰士們。幾年后，我到中蒙邊界的某哨所工作。那裡四面環山，光照時間短。當時，那裡沒有專門的郵車送信，只能靠每月一次採購伙食的車從80公裡外的鄉郵電所帶過來，或者靠上級檢查工作的車捎上來。

上世紀90年代，我所在的邊防連文化設施少，而且隻有一部軍線手搖電話。在那種情況下，真是白天兵看兵，晚上數星星，大家都特別期盼家信。家信一來，大伙兒都要聚在一塊，由來信的那個人念給大家聽。有喜事大家一起高興，有悲傷大家一起難過。

“孩子，你上次來信說，你的一位戰友和他對象吹了，就是嫌他不寫信，現在怎麼樣了？”看著這封1993年的家書，我不禁想起關於一位戰友和對象“短暫分手”的故事。這位戰友文化水平不高，家裡給他介紹了個女朋友。他不會寫情書，隻好請別人代勞。后來，他買了一本字典自己“啃”起來，在戰友的幫助下，文化水平提升了不少。當時交通不便，一封封情書或家書要隔很久才能寄出，再加上為了保密，每次寫信的時候，不敢和家裡多講連隊的情況。這位戰友的女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直沒有收到他的來信，誤以為兩人關系結束了。后來，同鄉戰友探親時，把那好多沒有及時發出的信，一起帶回家。這位戰友的女友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又與他和好如初。

多年后，通信手段越來越好了，手寫的家信也越來越少了。我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2000年，也是父親給我的最后一封家書。這封信是我大哥以父親的口吻寫的。那時，父親得了腦血栓，路走不動了，說話也不清楚了，寫信只能讓我大哥代筆。即使是這樣，他也沒忘在信中鼓勵我好好工作，讓我不要想家。

那天，我把家書集拿出來。兒子看到了我那些信封上的郵票，讓我送給他收藏。我與他將信封弄潮濕，揭下那一枚枚郵票，放在他的收藏夾裡。我們一邊整理郵票，兒子一邊聽我講那關於家書的一件件往事。看著他專注的眼神，我好像也回到了那個家書傳情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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