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清军动员制度落后 军队如乌合之众

1871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中国和日本若有战争，一定是小国胜大国败。中国人来欧洲就是谈生意，买枪炮舰艇，买完就走；而日本人则翻译典籍，学习我们的制度。中国人只买看得见的东西，这样的国家能不败吗？”23年后，俾斯麦一语成谶。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企图救亡图存，但其最大弊端在于抱残守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清政府只重视器物的开发，而不重视观念和制度的改变，最终酿成苦果。中日甲午较量，其实也是新旧动员制度的一次剧烈碰撞，日本的新制度打败了中国的旧制度。

日本“以德为师”建立预备役制度

日本是亚洲较早仿效欧洲建立预备役制度的国家。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国内就有人极力推崇“西洋兵制”，主张“所有境内居民，均自20岁起一律充当兵士，受三年军事训练”。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后，首先将军事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兵役制度上，以求统一藩兵，建立起直属中央政府的近代化军队维护政权稳定。在学习借鉴欧洲经验建立新兵役制的过程中，日本先是学法国。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预备役制度发挥出前未有的作用，从此声名远播，日本人转而效法德国。1871年，日本政府派出150余人的大型代表团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军事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考察结果更是坚定了日本人“以德为师”的信念。

日本人学习德国，先是建立了义务兵役制。1873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了《征兵令》，规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为国服兵役的义务，从而建立了以普遍义务为原则的武装力量平战时补充制度——国民义务兵役制。甲午战争中，多名适合兵役条件的皇室成员应征入伍，并且参加了战争。国民义务兵役制的确立，为日本建立近代动员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确立了义务兵役制之后，日本人又学习德国人建立了先进的预备役制度。1887年，日本聘请了德国军事理论家老毛奇的得意门生——麦克尔到日本军校任教。根据麦克尔的建议，日本政府在1889年对《征兵令》进行了重大修改，废除了一切免役规定，强调“国民皆兵”，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性国民，都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兵役。按此规定，日本兵役义务分为四类：一是现役，年满20岁者服现役三年；二是预备役，现役期满者服预备役四年；三是后备役，预备役期满者服后备役五年；四是国民兵役，年满17岁至年满20岁以及后备役期满至40岁者为国民兵役。

日本兵役制度改革，为日本战时快速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日本陆军平时基本保持在六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12万多。正是有预备役制度的支持，使日本在战前短期内就将陆军从平时的12万人扩充到24万人，而且所补充的兵员大都经过军事训练，有着良好的军事素养。

在战争中，日本民间各地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8月7日天皇颁诏：“各地臣民、义勇兵之团结，乃忠良爱国之举，朕至情尽知。然臣民应勤勉操守各自定业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国民生殖之大要，实为富国强兵之源，今民间自愿义兵之举尚无必要。”义勇军“禁止诏”发布后，各地义勇军团体相继解散，但是国民的战争热情没有冷却下来。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总规模达到15万人的军夫大军，承担战时物资输送、粮草弹药搬运任务。日军将军夫纳入作战部队编制序列，同时给予高薪，战场上军夫的薪金比士兵的薪水还要高。同时，军与由国内商社作为中介组织征募，由商社出面承揽日军兵站的后勤保障业务。正因为有着严格的组织管理关系，这些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军夫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后就有史学家评论指出，甲午战争也可以说是军夫之战。

乌合之众的制度根源

在甲午战争中，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如惊弓之鸟，魂飞魄散，甚至未战先逃事件也屡屡发生。比如，在平壤会战中，清军大部队尚未正式突围，已有清兵两人一组、三人一伙，从城内溜出，私自逃亡。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粮草辎重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如此乌合之众，又怎能与日本的坚船利炮抗衡。归根溯源，实乃落后的兵役制度使然。

清朝最早实行世兵制。建立政权后，承平日久，八旗军日渐衰败。为了维护统治，迫不得已改制实行募兵制度。兵勇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兵勇士卒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阶层，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募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中青混杂，士兵的年龄和作战经验参差不齐，战斗力薄弱。到了19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衰落，朝廷放松了军事制度上的中央集权，由各省督府自行招兵买马，兵饷也由各省督府自筹自支。因此，当时招募组建的勇军和练军，都带有深厚的地方势力色彩。为了筹饷，朝廷又允许军队经商，军队的面貌从本质上发生变化，腐败开始侵蚀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军队战斗力。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又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据记载，从山西大同镇调往东北的部队，从军官到士兵多有吸食鸦片烟土之癖；军服腰带间经常斜插烟枪一枝，俗称“双枪军”。平壤作战的清军，在城南门外开设临时鸦片烟馆数所，供驻屯将士日常享用。甲午战前，这支经过200多年退化的军队一盘散沙，作战能力低下，已经沦为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由于清军战斗力低下，战时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部队，企图以量取胜，这样又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由于扩充部队太多，武器装备供应跟不上，以致新募士兵，许多人不得不多扛起大马长矛等原始冷兵器与日军作战。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的情况，当时中国动员的部队中，只有60%的士兵装备了近代武器，其他人只能扛着大刀长矛。第二，新募士兵的素质和战斗技术比老兵更差。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战况紧急，新募部队往往来不及进行必要的临战训练即开赴前线。比如，当时旅顺口，清军守兵12000余人，其中9000多人都是刚刚招募的新兵。成军没几天，就遭遇战事，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打仗。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为了保障战时弹药物资搬运和输送，也雇佣有与日军军夫性质类似的民夫。这些民夫出身贫苦，应募民夫实为生活所迫。清军与民夫之间也仅仅只是简单的雇佣关系。清军军纪败坏，不堪一击，遇有战事即蜂涌而退，与之相随的民夫自然四散逃命，其作用发挥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制度的落后是致命的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制度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制度落后有时比器物落后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正是有了甲午惨败，晚清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兵役制度的重要性。在1894年晚些时候，清政府采纳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仿照西方兵役制度，建立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新募兵体制，开练新军，近代动员的理念从此逐渐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