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颗原子弹背后的建设者：帐篷扎在牛羊圈里

　　捧起勋章的手，已布满沧桑。

　　编者按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有一座年轻的城镇叫西海镇。19年前，国营221厂旧址被整体移交地方，取此镇名，一年之后，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

　　今年10月16日，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的日子。那声巨响，不仅仅是原子弹爆炸的巨响，也是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的一声巨响。

　　这声巨响背后，既有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的无私付出，也有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一线职工投身其中。他们挥别家小，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这些核试验背后的小人物，用他们的青春谱写了不平凡的乐章。

　　今天，曾经的原子城已经化剑为犁，许多职工平静地回归故里，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像“两弹一星”元勋一样广为人知。但“两弹一星”精神将长存，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1958年7月，徐步霄所在的第一批次“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地奔赴青海省金银滩草原。

　　当这个从未听过也未在地图上标识出来的高原牧区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在面前时，徐步霄放眼半人高的草堆和漫天飞舞的风沙，一种“荒凉”和“深深的担忧”席卷而来。

　　这个草原给他的印象并不好。其时，绝大多数和徐步霄一起进驻金银滩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要做的，将是一声震惊世界的“中国巨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那一声巨响凝聚了无数国人的心血和汗水，巨响让世界记住了诸多英雄功勋的同时，也使得与巨响背后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倍感荣耀。

　　50年过去了，这些“小人物”早已远离了当年大草原的激情岁月，他们过着与常人一样的普普通通生活，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心中始终无法忘怀那些抛洒在金银滩上的无悔青春。

　　国家需要，就要坚持

　　“吃的是青稞面，喝的是河沟水，住的是牛羊圈。”徐步霄的生活是从这些场景开始的。

　　1958年开建的基地招徕了从全国29个省市选拔出的各类精英。时年20岁的徐步霄原本在青海省饮食服务公司工作，当年12月，他被调入基地的商业局，从事财务工作，成为入驻金银滩“先头部队”的一员。

　　“先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建设工厂、职工宿舍、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目的是为核武器研发大部队入驻做准备。当然，徐步霄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最终目的。

　　草原原是牧民放牧生活的地方，牧民迁移后留给部队的是刚刚开垦一半的草地，到处是裸露的泥块和废弃的牛羊圈。“也是多亏了这些牛羊圈，我们才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徐步霄说，当时物资紧张，带去的帐篷根本无法满足那么多人用，大家就把牛羊圈垒实了，上面搭上篷布，把地面清理干净后打通铺，一个牛羊圈可以睡100多人。

　　有帐篷的也会把帐篷扎在牛羊圈里，把钢架打进地下，二三十人一个帐篷，工作生活都在其中，晚上睡觉一个个抱成团，才不会被风沙卷走。“那时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不通，但睡在一起，每天一起工作，就像亲人一样。”

　　解决了住的问题，先头部队又迎来了吃、喝的难题。工人吃的主要是青稞面，谷子面，定量只有24斤；蔬菜，副食品奇缺，每天只能吃老咸菜和白菜汤。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期，厂里职工90%都全身浮肿，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到山上挖野菜、野萝卜、蕨菜充饥。而作为“二二一厂”(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国营221厂)矿区商业局财务科科长的徐步霄，除了开荒建厂，他的肩上更多了解决全厂职工温饱的问题。

　　“夏天时，我们上山采蘑菇，到十几公里外的河沟里捕鱼。开春后，我就带着科员到牧民放牧的地方，捡拾被牧民丢弃的拔了皮毛的羊、兔的死尸，拿回来放在冷水里泡两三天，泡出血水，拿刷子刷干净，放到热水里煮的烂烂的，给职工们补一补。”徐步霄说，“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职工们饿着，不能影响工作。”

　　职工喝的水，都是从十几公里外的河沟里去挑去抬回来的。清理掉漂浮的枯草和动物的粪便，沉淀一段时间后，再取上层的水煮开了喝。

　　金银滩的冬天是漫长的，平均海拔3100米的高原牧区，气压低，缺少氧气，开水只有80多摄氏度，煮饭半生不熟，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霜冻期长，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一年里就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最冷的时候气温达零下28摄氏度，身上穿着棉袄外加大衣，头戴皮帽等在外面站上30分钟，就会有冻伤的危险。早晚温差大，能达到20多度，当时人们编了顺口溜“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第一批2000 多名转业干部和战士没有一人打退堂鼓，所有人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建好了厂房，铺好了通往试验场的道路，为原子弹试验奠定基础。

　　“既然国家需要我们在这里，就不能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徐步霄说。

　　不为人知的奉献

　　“安下心，扎下根，开花结果，奉献青春。”

　　一句简单直白的话语道出了20世纪60年代奋斗在金银滩草原上的老同志们共同的心声。

　　1963年，“二二一厂”基础建设完成之后，从全国各地招录的各类技术人才开始陆续入驻。此次招录人员有的是按照厂里所需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有的是部队转业军人；有的是支援边疆的青年学生。

　　1959年，王遂德作为54师163团的工程兵，参与了“二二一厂”的前期建设。1963年，王遂德就地转业成为“二二一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两年后，调入总装车间。直到此时，在“二二一厂”待了6年的王遂德才知道工厂是造原子弹的。

　　进场后首先是划分严格的工种和保密级别，原则上是就算对自己的配偶、儿女和父母等都要保密，不知道的决不能问。选择从事两弹一星的工作人员是极其严密的，只要一经入选，户口、粮油关系等一切手续都由组织统一办理安排。

　　“老院长王淦昌因为保密要求，被对象误解而分道扬镳。我们职工中因工作忙耽误婚期的很多。甚至有恋人或夫妻相互保密却在此不期而遇被传为‘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佳话。”

　　保密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王遂德清楚地记得，当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的消息传至“二二一厂”的时候，大部分人竟然才知道如此威力巨大的核武器就是在他们厂里制造和总装的。

　　从事原子弹核心部分总装任务的王遂德所在的车间工作内容更是达到绝密程度。王遂德说：“当时就是在同一个车间工作的人也显得很神秘，我们车间分三个小组，各组之间也互相保密，在一个大厅内互相遮挡起来，不准相互观看。”

　　除了保密要求外，王遂德所在的工种更接受了复杂的安全教育。因其主要工作是把各分厂的产品零部件运到总车间来进行检查清洗擦拭干净，再将此类零部件组装成整体。这些零部件有炸药件、放射性部件、金属部件，不能让人受到伤害，更不能对产品有任何磕碰划痕，产品质量安全显得特别重要。

　　21岁时进入“二二一厂”的王遂德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年。尽管有着非常严密的保护措施，由于常年接触放射性物质，他的身体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选择了这份工作，当然也愿意承受它带给我的伤害，一切是为了国家的事业。”在王遂德家里，“献身国防科技事业”、 “核试验成功二十周年”等纪念章被放在盒子里并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回归平常的生活

　　家在山西省的徐步霄，从1958年离开家，就把自己扎根在大草原，两年的时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往家里寄一封信，他的消息对家人来说是个迷。

　　“当时是建设初期，工地上离不了人，大家都是24小时连轴转，休息时累得连笔都拿不起来。”

　　1960年，徐步霄还是请了一次探亲假回家了。父母抱着他又哭又笑，看着眼前又黑又瘦的儿子，心里满是苦涩。得知他在家只待十几天，父母又慌慌忙忙地为他安排亲事，说必须结了婚再走。而再次离家时，徐步霄又多了一个牵挂的人，他的新娘。

　　又是三年过去了，这三年里，徐步霄每次回家都是行色匆匆。每次他的爱人问他在青海做什么工作，他都谎称是“帮牧民放羊”。

　　1963年，徐步霄瞒着妻子，偷偷上交了她的材料到“二二一厂”组织部考核。同年考核合格，徐步霄领着自己的爱人进了二二一厂，骄傲地向她介绍自己的工作。严守身份而常年累积在心头的大石头落了地，他和爱人共同成为了祖国建设的添砖人。

　　1993年，徐步霄从“二二一厂”退休来到合肥定居。和他一起来到合肥的核工业部221管理处职工一共有500多人。1995年5月15日，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封闭了三十多年的军事禁区“二二一厂”也终于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徐步霄一家三代都挤在老人的宿舍楼里。社区工作人员说，老人从未凭借自己的功绩向国家，向社区要过什么。老人的孩子也都是在二二一厂长大，见证了父辈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度过的青春，他们常常把那个年代比喻成在激情中燃烧的岁月，所有人都怀着崇高的理想建设美好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