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心伤77年未愈 有的因被强暴嫌自己脏

　　吴秀兰，1915年出生，2011年病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城破前夕，遭日军轰炸受伤截肢，大女儿当场被炸死。

　　张秀红，89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37年，年仅12岁的她被日军强奸，留下终生残疾。

　　12月2日，南京大屠杀一位幸存者在女儿陪同下祭奠当年遇难的亲人。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李高山，89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南京保卫战参与者。提及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就痛苦不已。

　　近年来，在外界寻访过程中，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会找各种借口拒绝接受访谈。他们一直在试图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悲惨记忆的活动。 ——学者张连红

　　今天，中国首个公祭日，祭奠77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

　　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在30多万死难者的身边，有一群人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幸存下来，但曾经目睹的死亡，遭遇的伤痛，却令他们在70余年后，在他们成为耄耋老人时，仍折磨着他们的精神。

　　精神病学者称此为“幸存者综合征”。

　　祭奠死者，不忘历史，同时也不应忘记这些幸存者，以及战争带来的伤痛。

　　新京报记者走访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的老人，和多位学者，还原他们的伤痛。

　　今天，首个国家公祭日中的南京整洁肃穆，城内多个遇难同胞的丛葬点摆满象征哀思的菊花。南京市民张定胜也将祭奠自己的爷爷张安定。直到过世前，爷爷听到鬼子来了，吓得躲在门后的形象，他仍历历在目。

　　“日本鬼子来了！”刚才还好好的爷爷，脸色大变。老人“嗖”地一下起身，几步就跑到了门后躲着，然后不断地小声打听：“鬼子走了吗？”“鬼子走了吗？”

　　张安定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命最后几年罹患老年痴呆症。平日里，外界很难与之交流，但只要听到日本人来了的“消息”，老人便会紧张万分，状如惊弓之鸟。

　　像他这样的遭受着精神折磨的大屠杀幸存者不是少数。国家公祭日的倡导者、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邹建平呼吁社会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战争创伤，“外界很难想象这77年来，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介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各界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社会治疗与研究几乎从二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甚至有很多成果是关于大屠杀对幸存者第二代的影响。

　　但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至今日，较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内心遗留的战争创伤。

　　“桂云，别怕”

　　吴秀兰老人把玩具熊当遇难的长女安抚，看到电视里战争镜头，会用枕头盖住眼睛

　　志愿者文心是位85后姑娘，她是“南京12·13志愿者同盟”的创办者，这一组织旨在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抗战老兵。寻访过程中，她对一位叫吴秀兰的老人印象极其深刻。

　　吴秀兰1915年出生，2011年病故。生前住在南京夫子庙，此地是南京最热闹的区域之一。几次登门拜访后，文心觉得老人有些奇怪：无论冬天、夏天，老人身上都裹着厚厚的衣服。

　　吴秀兰家有只脏兮兮的玩偶熊，老人常把她抱在怀中，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包在小熊身上，一边包一边拍着它：“桂云，别怕，别怕。”

　　其家人介绍，老人口中的“桂云”是吴秀兰的大女儿。1937年，南京城破之时，带着3个女儿到秦淮河边避难的吴秀兰遭遇空袭，一颗炮弹落在母子4人的旁边，8岁的大女儿被炸死，“可怜啊，咽气时手里还握着半块糖饼。”

　　在这次空袭中，吴秀兰的二女儿腿也被炸伤，伤痛伴随终生；三女儿无碍，却在几天后饿死在已成废墟的家中。

　　吴秀兰自己也是伤痕累累：左腿被炸断。她被送到安徽芜湖的医院抢救，命是保下来了，但左腿保不住，之后截肢锯掉。

　　一条腿的吴秀兰奇迹般在战火中存活下来。但是，从此之后，她常常做梦，梦见两个死去的女儿回到了身边。

　　丈夫去世后吴秀兰再嫁，并相继生下一儿两女。最小的女儿周美华常常听母亲“唠叨”往事，因而记得真切。

　　吴秀兰告诉女儿，她亲眼看见，“有个人被炸飞了，头挂在树杈上，下半身子还在河边坐着。”类似的场景给老人留下极深的心理阴影，只要看见电视里有战争镜头，吴秀兰就会受不了，不仅拿起枕头盖住眼睛，还一定要女儿也盖上。

　　自从2008年创办了“南京12·13志愿者同盟”后，6年间，文心先后找到了90多位幸存者，因而也看到了这些幸存者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战争后遗症。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给出了一个更为专业的词汇：“幸存者综合征”。

　　所谓“幸存者综合征”是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提出。1946年，在经过多年的诊断和治疗集中营幸存者的临床实践后，威廉·尼德兰发明了这一名词。

　　威廉·尼德兰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疲劳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易怒、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

　　从1999年开始便寻访，至今采访过3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张连红教授认为，在中国的这群二战受害者身上，幸存者综合征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华小姐的照片被偷了”

　　张玉英晚年苦苦寻找丢失的华小姐的照片，她年幼时曾目睹父亲被杀，得到华小姐的庇护；但最终寻而不得，四处捡垃圾

　　张玉英是这群幸存者中命运非常悲惨的一个，因为不能排解南京大屠杀的阴影，张玉英最终走向精神分裂。

　　事实上，到了晚年，这位幸存者的状况很不好了。她一个人住，独来独往，几乎不跟外界交流，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张玉英找到了张连红教授，此前因为张的寻访，两人结识。老人希望得到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她说自己日夜思念“华小姐”，要将照片挂在家中，每天请安磕头。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大学设有难民所，负责人是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张玉英和父亲走在南京湖南路口，准备过马路时，遭遇几个背枪的日本兵。其中一个日本兵看见张父额头上有戴帽子的印痕，认定他当过兵，举枪便刺，后来更是用枪托砸头。张父是电话局业务科长，平时穿制服，戴帽子，因此头上有印记。

　　当时年仅12岁的张玉英哭着求救，但父亲还是死在她怀里，“脑浆都流出来了”。

　　失去父亲的张玉英，逃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难民所，被魏特琳收留，还帮助她上学。在张的眼中，华小姐这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就像母亲一般的“救星”。

　　张玉英之所以会思念华小姐，张连红教授认为，这就是幸存者心理投射的反应。父亲惨死后，华小姐成为张玉英唯一可信赖的依靠，在她心中，华小姐已经如同家人一般，因而在她孤独的晚年会对华小姐无比思念。

　　不幸的是，后来，这张从张连红教授处要来的华小姐照片不见了。张玉英因而整天不得安宁。张连红教授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说：“小偷把华小姐照片偷走了，不让我想华小姐了！”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后期，张玉英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她的注意力从“华小姐”身上转移，开始钟情于各种垃圾，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

　　张玉英的房子是个单室套，一室一厅，面积不大。门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恶臭，让人几乎不能呼吸，各种垃圾将房间塞得满满当当，让人几无立足之地。张连红介绍。

　　很快，一满屋垃圾散发出来的恶臭布满整个楼道，邻居颇多怨言，警察也曾上门协调过几次，但张玉英不为所动，依然如故，早出晚归，并对各种相劝充满敌意。

　　“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张连红教授分析。

　　据多位幸存者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南京大屠杀后，南京城内物资奇缺，即使在难民所内，每个人每天只能喝两小碗稀饭，“很薄，稀得要命。”

　　后来，因为精神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张玉英进了养老院，并在此孤独终老。离家时，她家的垃圾足足装了整整一大卡车。

　　同样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期间物质匮乏的薛礼祥也有着张玉英类似的举动。在这位幸存者的床头，挂满了塑料袋。

　　薛礼祥把这些塑料袋当宝贝，事实上，装在里面的东西都是无用的，家人几次要扔掉，但老爷子都不答应，反而越挂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