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手册!
ARJ试飞的主要任务,由赵鹏领衔的中航工业试飞院负责。随着中国商飞自身试飞中心能力的逐步提升,钱进带领的团队也开始加入其中。
钱进是中国商飞从大型民航公司挖来的人才,他是我国著名的功勋飞行员,飞过波音、空客十多个机型,飞行时长2万多个小时。
尽管资历深、实践经验丰富,但钱进选择把自己的权力“装进手册里”。不管105、106架机首飞,还是搭载公司老总的珠海航展展示飞行,试飞中心选派哪位飞行员,不是老钱说了算,而是一切要听手册上的。
“37本手册,半年里编完。”钱进指着办公室书架上一排排厚厚的手册说。蓝天间叱咤风云的功勋飞行员,刚来到试飞中心时,却像潜心研究的专家学者,埋身案头工作。
试飞,说白了,就是件检验安全的事。100多年前,美国人刚刚发明的飞机常常掉下来砸坏农舍、砸死家畜。于是农民比造飞机的人更早提出要建立飞机的安全标准,百年沉淀,一点点完善,才有了今天的适航取证标准。
中国人第一次试飞,表面差距是一部规章,实际差了近百年。规章浓缩起来其实只有一页纸,但展开来学习理解,并进行实践,就是6年时间。
在钱进看来,打基础的案头工作不可少。前期工作做扎实,一切有章可循,按手册而不是按个人意志做决策,才能把距离缩短。也正是一本本手册的底气,才有了当董事长坐上飞机时,整个团队充分确信安全的底气。
中国到底哪里最热
谭祥升自己不会开飞机,也不管飞行员,但6年试飞,他全程参与,地上的保障工作他都要管。
“慢,是因为失败的次数多;失败,是因为不知道方法;方法,也只有在失败中找到。”中国商飞试飞中心副主任谭祥升带领的上海试飞保障团队,是试飞的配角,也是走在前沿的试飞探路者。
2012年是谭祥升记忆中关于方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许多和极端气象有关的难点科目失败一次又一次,整个试飞队伍有点横冲直撞、四处碰壁的感觉。
2011年底,谭祥升的团队开始研究数据,赶在次年做高温高湿试验前,他们搜集了全国所有适合机场5年的气象资料,找出最佳机场,并且从月到天,定下试验的窗口期。
有了大数据支持,找高温的机场,不再像过去那样凭感觉和经验,全国前三火炉排出真实名次:重庆、长沙、南昌。而此前,试验在海口、三亚做,显然是选错了地方。
重庆最热,但机场太繁忙,而且周边多山,不利于飞行试验。长沙黄花机场也忙碌,试飞对机场日常运行也是负担,如果都不行,只能选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自己的机场。
第三个选项最容易,但数据显示南昌不够热。试飞团队没有放弃,一直协调到空军司令部,终于获得了在长沙某空军机场试飞的准许。
选机场坚持不退而求其次,对待温度也是一样态度。高温高湿试飞的温度标准是40摄氏度,12天试飞中很快达到标准,全部试飞完成、完整数据拿到。但临走前长沙又升温,最高温41.6摄氏度,酷暑难耐,试飞团队却喜出望外。
因为他们知道,往更高的极限挑战一次,对未来的安全就是多一层保障。于是,所有试验重新再做。
最热、最冷、风最大、冰结得最厚,每个试验团队都“抠数字”、“抠极限”,才抠出了5000多小时的试飞纪录,也抠出了值得信赖的安全保障。
6年,多少细节,多少故事。
归来,多少翘首以待。(徐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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