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亟需新型外交戰略
是否該向中國“靠攏”，近期又成澳大利亞的輿論焦點。
澳大利亞首位駐華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日前發表公開演講，認為由歐洲和美國領導的時代已行將結束，呼吁澳大利亞把中國作為其外交和經濟政策的主要焦點，並“在我們的教育中注入中國問題研究和中文課程”，爭取讓澳大利亞對中國產生更大的影響。
菲茨杰拉德的講話不僅受到澳大利亞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也受到諸如《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的注意。
在菲茨杰拉德之前，前總理基廷，前駐美、日和印尼大使約翰·麥卡錫，前外長鮑勃·卡爾等澳多位政要也公開發出向中國“靠攏”的呼吁。
澳政府最為引人注目的實際動作，就是公開呼吁中國加入TPP，填補美國退出而留下的空白。澳外長畢曉普在上月接待中國外長王毅時，強調在當前國際局勢不確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澳中進一步密切雙邊合作，並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合作具有特別重要意義。
凡此種種，的確顯示澳有向中國“靠攏”的感覺。但是，澳外長畢曉普上周在新加坡演講時，卻又警告中國“如果不擁抱民主，就永遠無法激發全部潛力”，並呼吁美國提升亞太事務的參與度。同樣是這位外長，此前在諸如南海議題上，一直表現得相當強硬，曾因此在中國媒體上飽受批評。
對於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中國應綜合理解。
澳大利亞的基本國情是“大國寡民”，這決定了其安全方面的先天焦慮，“事大主義”成為澳建國以來的外交基調，先后依靠英、美“老大哥”，忠實、甚至超額地履行了作為“小弟”的各項義務。澳美同盟建立之后，澳參加了美國所發動的每一場對外戰爭，在美朋友圈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然而，如同任何一種差距過大的親密關系，澳亦遭遇過頗為傷懷的“遺棄”。當年，美國一方面與中國秘密外交，一方面卻將澳洲緊緊推向反共反華第一線。感覺被“涮”的澳大利亞，惱羞之余亡羊補牢，在1972年迅速實現澳中建交，成為澳獨立自主外交的典范。
特朗普當選后，在與澳總理初次通話時表現傲慢，引起澳朝野普遍不滿，進一步激勵澳內部推行獨立外交的呼聲，主流媒體也發表諸如《澳大利亞需要新的中美戰略》的社論。
可以說，當下是澳大利亞立國一百多年來，探討新型外交戰略最為認真和迫切的時刻。美國表現出的保守主義與孤立主義傾向，令澳極為擔憂。澳甚至召回駐全球所有大使，這種世所罕見的大動作，正是其外交顧慮的急迫表現。
澳採取“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做法：一方面加強與美國新政府溝通，爭取時間，“電話門”事件后，澳外長畢曉普在美進行高強度公關，最終成功邀請美國副總統4月份訪問澳洲;畢曉普在新加坡的講話，既是澳政客展現“政治正確”的程式化動作，也是講給美國老大哥聽的表態。另一方面，澳試圖深化同中國在捍衛與推進全球化方面的合作，甚至率先表態希望中國加入TPP。
凡此種種，都是澳大利亞不斷自我調整，試圖適應中美關系“新常態”的努力。澳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計，絕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一方面，澳美同盟是澳在二戰后幾十年來的立國根基所在，美國向澳大利亞提供的諸如安全保障之類的產品是不可替代的。即便美國走上保守主義和孤立主義，澳亦絕無可能“棄美投華”，何況這對中國也毫無實際意義;另一方面，澳國內市場的狹小決定其必須依靠全球市場，絕無可能推行任何反對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絕無可能放棄與中國的經貿關系。
澳最佳選項必然是：推行獨立外交戰略，在中美之間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協調角色，從而變“左右為難”為“左右逢源”。(澳大利亞華裔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雪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