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共產黨締造並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民族存亡關頭誕生，在血與火的淬煉中發展壯大。

　　從小米加步槍到建設世界一流軍隊，人民軍隊經歷無數戰火硝煙，一路披荊斬棘，付出了巨大犧牲，也迎來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槍杆子始終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裡，是一切勝利的保障。

　　經過幾十年的磨礪、發展，人民軍隊永葆堅定的政治信仰，裝備水平、指揮體系和全軍戰斗力不斷提升，作戰理念不斷創新，成為維護祖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正義力量。

　　1934

　　紅軍長征

　　老紅軍之女王四紅：為提醒戰友躲避 父親身負重傷

　　王四紅的父親王茂生是參加長征的老紅軍，因傷病留在了黎平結婚生子。王四紅告訴記者，父親王茂生的老家在江西，十幾歲時就幫助紅軍搬運彈藥，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他都有參與。當時的紅軍戰士覺得王茂生勤快靈活，便希望帶上他征戰。“之所以願意幫助紅軍，因為父親和家裡人意識到，紅軍從不欺壓百姓，是真正為窮苦百姓當家做主的軍事力量。也正因此，奶奶同意了十幾歲的父親加入紅軍。”

　　王四紅回憶稱，在紅軍長征途中打響的湘江之戰，王茂生在戰場上看到了敵方軍機投擲炸彈，他不顧安危跑向戰友並提醒其躲避，導致自己身負重傷，雙耳自此永遠失聰。“我父親從未因此后悔，他臨終時仍在教育我們，要永遠傳承為國為民的紅軍精神，多做貢獻。”文/本報記者 李岩

　　1950

　　抗美援朝

　　老兵許勝：長津湖戰役 劣勢武器殲滅美國王牌軍

　　許勝，1926年出生，江蘇南通人，1943年參加革命，1945年入黨，現在是南通大學離休干部。1950年10月至1953年1月，許勝參加了抗美援朝，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參謀長覃健同志隨身秘書。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美軍入侵朝鮮，戰爭將要打到鴨綠江邊，嚴重威脅著誕生不久的新中國的安全。經反復討論，黨中央果斷決定立即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執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任務。中央軍委根據黨中央的決定，給三野九兵團下達了一道緊急命令：部隊立即北上集結，作出國作戰的准備，部隊番號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

　　許勝回憶說，“10月30日，朱德總司令由北京專程到達曲阜，對第九兵團團以上領導干部作了動員報告，到會干部受到了教育和鼓舞。而后，部隊通過層層傳達和動員，九兵團15萬余人克服了時間倉促、衣服單薄、天氣嚴寒、物資短缺、武器劣勢和人生地疏等重重困難，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投入長津湖戰役。”

　　經過半個多月的戰斗，志願軍九兵團第20軍、27軍和26軍的指戰員們，在極其困難情況下英勇作戰，終於殲滅了美國“王牌軍”海軍陸戰隊第1師和美第7步兵師1.3萬多人。“在長津湖這一戰役中，咱們志願軍九兵團英勇作戰，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偉大勝利，受到了黨中央的嘉獎。”文/本報記者 郭琳琳

　　1964

　　原子彈試爆

　　中國工程院院士錢皋韻：“蘇聯不告訴辦法，我們自己研發”

　　錢皋韻已經94歲高齡，他默默耕耘一輩子，見証了我國核工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他先后在熱核聚變和鈾同位素分離的科學研究及組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氣體擴散機中核心元件——分離膜的主要研究者和創始人之一。1994年，錢皋韻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回想那段崢嶸歲月，錢皋韻依舊心潮澎湃:“那時我們思想很明確，祖國需要什麼我們就干什麼，沒有人是抱著個人目的的，也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當初錢三強讓我從蘇聯回國參與研發，雖離拿副博士學位隻差一點距離，但我願意放棄一切，第二天我就搬出了莫斯科大學，去錢三強處報到。”

　　1959年后，中蘇關系出現轉折，蘇聯單方面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相關經濟、軍事合同，並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帶走全部圖紙、資料，許多重點工程幾乎陷入癱瘓。“當時蘇聯不肯告訴我們研制分離膜的辦法，我們下決心自己研發。”文本報記者 蔣若靜

　　1985

　　大裁軍

　　轉業干部薛文路：主動向部隊提出轉業歸鄉成為一名交警

　　資料顯示，1985年黨中央、中央軍委對戰爭與和平的形勢作出了正確判斷，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現了戰略性轉變，決定裁軍100萬。到1987年，全軍經過撤、並、改，總員額由423.8萬減少到323.5萬。

　　河北省廊坊市的退休交警薛文路是一位軍隊轉業干部。上世紀80年代“大裁軍”期間，他脫下軍裝回到家鄉成為一名交警。轉業前，薛文路駐扎在遼寧大連，擔任某地空導彈部隊副營長。他向記者介紹，自己幼年從軍，軍旅生涯中我國先后經歷了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對越自衛反擊戰等對外沖突。

　　1985年，39歲的薛文路響應“大裁軍”政策，主動向部隊提出了轉業歸鄉。“當時我的職務和條件已經滿足了家屬隨軍要求，軍內的領導也支持為我辦理軍屬隨軍。所謂隨軍，就是可以將我的愛人從河北老家調至部隊所在地，並幫助安排工作、住所。但我拒絕了領導的好意，主動要求轉業回家。”文/本報記者 李岩

　　2016

　　軍改

　　軍事評論員宋忠平：軍改使我軍站上“新台階”

　　談到軍改前后的變化，原二炮工程兵學院教官、軍事評論員宋忠平告訴北青報記者，打造聯合指揮作戰體系是本輪軍改的重要目標。“在軍改之前，聯合作戰是解放軍相對的弱項，要想打贏現代化戰爭，這種能力不可或缺。通過軍改，我軍聯合作戰能力站上‘新台階’。”

　　宋忠平指出，從指揮體系角度來看，軍改明確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這樣明確、合理的分工，讓我軍的管理、建設、指揮體系得到優化，條理清晰、權責分明，這對聯合作戰同樣大有裨益。“通過本輪軍事改革，原有的軍區制變為目前的戰區制。不同於此前的軍區，戰區是聯合作戰指揮的重要機關，對於提升各軍兵種戰斗力融合帶來極大幫助。”

　　文/本報記者 李岩

　　2010

　　赴外維和

　　軍官王曉輝：經歷《戰狼2》經典劇情

　　去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30年》白皮書。白皮書透露，中國已成為聯合國維和待命部隊數量最多、分隊種類最齊全的國家，同時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第一大出兵國。截至去年，中國軍隊先后參加25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官兵4萬余人次，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軍隊跨出國門執行維和任務的幾十年來，涌現出無數感人事跡。2018年電影《戰狼2》受到眾多觀眾追捧。影片中主人公手持五星紅旗，帶著華人隊伍安全通過叛軍封鎖區的劇情為人樂道。記者了解到，我國維和人員在執行任務時確曾經歷過類似場景。

　　2009年至2010年，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專業技術大校教授王曉輝曾赴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任維和任務區總部聯合行動中心參謀軍官。

　　他向記者講述稱，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彼時各方武裝派別眾多，暴力沖突頻發、戰亂不斷。2010年3月一天午后，值完班的王曉輝駕車離開任務區總部營區，向住處駛去。行駛到法希爾街中心一個上坡道時，在大作的槍聲中迎面開來一支武裝車隊，每輛皮卡車上坐滿全副武裝的士兵。他們一邊舉槍向天空亂射，一面狂呼亂叫。遠遠地看見王曉輝駕駛的帶有“UN”標志的汽車從對面駛來后，這些士兵似乎被“點燃”，打槍更加肆無忌憚，甚至把槍口指向了王曉輝的車，挑舋意味濃厚。

　　王曉輝向記者介紹稱，彼時聯合國維和任務要監督各派武裝停火，因此沖突各方其實對聯合國並不買賬。即便駕駛涂裝有聯合國標志的車輛，當時的情形也十分危急。安全起見，王曉輝情急下搖下車窗以應對突發情況。那時，他將帶有五星紅旗臂章的左臂搭在車窗上嚴陣以待。而正是這一動作，讓王曉輝化險為夷。

　　“對方在看到我左臂上的五星紅旗后，一改剛剛的挑舋態度立刻放慢車速，並向其他士兵揮手示意抬起原本指向我的搶口，讓我安全通過。”王曉輝感慨稱，是軍裝上的五星紅旗幫助他脫了險，祖國的強大是根本的安全保障，“祖國的強大在這裡看得見！”（記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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