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德軍“拉爾斯”LARS火箭炮布雷系統。資料圖片

圖②：俄軍“耕作”火箭布雷系統。資料圖片

圖③：美軍直升機Volcano布雷系統。資料圖片

圖④：德軍MW-1多用途子彈藥撒布器。資料圖片

鐵流滾滾，煙塵漫天，坦克集群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向著作戰地域扑去。轉眼間，這些“快進”的坦克像被按下“慢放”鍵， 突然慢了下來。緊接著，一輛輛排雷車被迅速前調。

出現類似情況，大概率是前面發現了反坦克雷區。這成片的雷區，很可能是對方快速布雷車短時間內撒布的。

長期以來，如何及時、秘密地布設地雷，是確保地雷戰成功的關鍵。尤其是在伏擊敵方有生力量時，工兵埋好地雷后，還會對其進行一番精心偽裝。

但是，在戰略戰役級的兩軍對壘中，要遲滯敵方大規模行動速度，秘密與否就顯得不再那麼重要，布設地雷的速度與數量反而成為關鍵。

這也正是世界各軍事強國不斷發展和改進快速布雷裝備的原因所在。

綜觀當下世界各國，快速布雷裝備發展狀況如何？其發展有何特點？又面臨哪些挑戰？請看相關解讀——

可拋撒布雷裝備后來居上

地雷最大的效用是什麼？其經典答案是“更多地毀傷敵方目標”。隨著現代戰爭的演進，另一種回答越來越得到更多人的認可，那就是——“地雷能有效遲滯對手進攻的速度”。

1942年北非戰場阿拉曼戰役中，德軍用幾十萬枚反坦克地雷與反步兵地雷，構筑了被稱作“魔鬼花園”的雷區，一度抵擋住兵員和坦克力量兩倍於己的英軍多輪攻擊。

海灣戰爭中，伊拉克軍隊布設了由50萬枚地雷構成的雷場，多國部隊對此望而卻步，最終選擇從西線長距離迂回，原定的行動任務被拖延到第38天才完成。

不僅僅是地雷有此功用，足夠的水雷一旦布放到位，也會產生類似效用。1945年，美軍啟動“飢餓戰役”作戰行動，用轟炸機在日本的港口和航道布放了上萬枚水雷。這一圍困行動使嚴重依賴外部資源的日本漸漸陷入“准癱瘓”狀態。

同樣是在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在波斯灣海域布設的1300余枚水雷致使4艘美國海軍艦船失去戰斗力，並牽制了多國部隊部分海空兵力。

分析這些戰例不難看出，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足夠數量雷體的布放，已成為決定雷區使用效果的關鍵因素之一。

事實也的確如此。20世紀70年代，在前期機械布雷方式盛行的基礎上，“可拋撒布雷裝備”概念應運而生。這正是人們對這種認知進一步深化的體現與回應。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地雷快速布放裝備的發展可謂“一騎絕塵”，率先進入可通過火炮、火箭、飛機、直升機等布設的“一切皆可拋”狀態，並漸漸形成了遠、中、近射程“混搭”的布雷體系。

一是可在近距離（200米左右）快速構設雷場的車輛型拋撒布雷系統，主要用於預先布雷。德國的“蠍式”、美國的“火山”、法國的“牛頭怪”和英國的“盾牌手”等布雷車均屬此類。

二是射程在10∼70千米的中遠程火箭、火炮布雷系統，主要用於在敵軍可能出現的沖擊路線上快速布雷，大大提高地雷的進攻性。典型的火箭布雷系統有俄羅斯220毫米口徑的“颶風”、意大利122毫米口徑的“菲洛斯”、德國110毫米口徑的“拉爾斯”等，布雷火箭內裝有多個履帶毀傷或聚能破甲地雷。火炮布雷系統則有美國使用155毫米口徑榴彈炮發射的RAAM和IRAAM系統等，布雷彈內裝有多個反坦克地雷。

三是依托飛機、直升機平台的遠距離、大面積快速布雷系統，多用於封鎖作戰。二戰中，德國與意大利在北非已經開始使用飛機撒布反步兵地雷。此后各種形式的空中布雷裝置雨后春筍般出現，例如美國的“加圖爾”航空布雷系統、德國的MW-1多用途子彈藥撒布器等。

在快速布雷裝備走向體系化的同時，衡量快速布雷裝備性能高低的標准也逐漸確立，如布設速度、精度、通用性等，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看其能否最大程度地遲滯對手軍事行動的速度。

既改變“種法”也改良“種子”

快速布雷裝備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上，它是指雷體撒布器本身，包括控制單元、發射管、分配器、安裝組件等﹔廣義上，則是指“雷體撒布器+所搭載平台”的完整組合。一般來說，人們習慣於從廣義的角度來剖析快速布雷裝備的發展。

這是因為，隻有將所搭載平台納入考量，才更能體現出快速布雷裝備布雷速度快、作業范圍廣、戰場效費比高的特點，同時也更能體現出其演進既改變“種法”也改良“種子”的相關變化。

“種法”是布雷方式的俗稱。“種法”的改變主要與雷體所搭載與實施布放的平台有關。以前，布雷從人工作業向機械式布雷的轉變，就是“種法”上的改變。這種改變使雷區的設置速度更快，大大增強了地雷的進攻性。

飛機、潛艇、艦船、火炮、火箭炮等多種布放平台的出現，使得更多“種法”先后出現。如今，快速布雷裝備在“種法”方面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智能化布放。隨著導航技術的廣泛應用與快速布雷裝備的日益智能化，雷體布設的精度明顯提升。在雷體布放前，通過控制系統對其進行預編程，可基本實現“想讓它到哪就到哪”。在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75周年紅場閱兵中亮相的“耕作”火箭布雷系統，配備有衛星導航和自動控制系統，具備布雷時自行校正風偏等功能。操作手在發射前通過預編程設置地雷相關參數、布設坐標、自毀條件，可同時布設多種型號的人員殺傷地雷和反坦克地雷，並且可將地雷落點坐標形成精確的雷區位置圖上傳。美軍裝備的Volcano布雷系統，借助數字化感知系統如測距望遠鏡、數碼照相機、GPS等，也可記錄雷場位置數據，實現對雷場的精確布設與標記。

二是在更大范圍布放。除了地面快速布雷裝備布雷范圍明顯擴大外，水雷雷區的遠程布設也正成為現實。和以往布雷飛機必須以低空、低速方式飛越計劃雷區布設水雷不同，美軍研制的GBU-62B型“增程迅擊”水雷，可以用轟炸機遠距離布設。這種水雷是給以往一些可空投布設水雷加上了航空炸彈的彈翼制導組件，高空投放后經過長距離無動力滑翔，能在預定位置精准入水。

20世紀80年代，蘇聯曾研制出太空雷用以布設“天雷場”，來攔截或摧毀敵方軍用衛星。當然，種種原因使該項目后來終止。如今，空中布雷又有新形式。該種新布雷方式以能長時間滯空的自殺式無人機為雷體，通過集群化布設來實現。如俄羅斯去年就以“柳葉刀”自殺式無人機為基礎，借助其速度優勢，研發出針對敵方無人機的空中雷場系統。

三是無人系統漸成“播種者”。快速布雷裝備趨向無人化，正在使地雷的布設更加安全、便捷與隱蔽。俄羅斯去年推出的UMZ-K“克萊斯赫”近程拋撒布雷車在情況緊急時，無需工兵隨車，就可以遙控布雷。近年來，西方一些國家還啟動了使用大型無人潛航器水下布雷項目。這些大型無人潛航器可以攜帶多枚智能水雷，視情布設在目標水域中。在這方面，美國正在研制的“錘頭鯊”智能水雷布放系統，就是依托水下潛航器來布設水雷。

快速布雷裝備的演進，同樣體現在“種子”——雷體自身性能的改良與提升上。與新型快速布雷系統相匹配，各種雷體的本領也在不斷增長。比如，一些雷體能通過感知聲波、磁場、水壓等物理場變化和“自主學習”，來智能識別軍民船及敵我屬性，並決定是否實施攻擊。成批布設的雷體之間能相互“交流溝通”，並確定由哪些雷體攻擊最有效。新型雷體可以通過設定擁有不同的“保質期”——自毀時間，並採用多通道引信抵抗干擾等。

一些雷體為適應戰場環境變化，還“分身”出更多類型。如保加利亞同時推出了4種反直升機地雷，以適應不同作戰要求。一些雷體在“種子”改良后，其攻擊路徑也發生變化。如俄羅斯正在測試的新型智能反坦克地雷PTKM-1R，它的戰斗部能“跳”起來，借助毫米波和激光探測到坦克頂甲，以自鍛彈丸對坦克的“軟肋”發起攻擊。

在相生相克中不斷演變與升級

快速布雷裝備在戰場上最大的優勢，是能在更短時間內布設數量驚人的雷體，以遲滯對手的軍事行動。但是，面對新變化，它也日漸暴露出一些短板。

一是當前大部分快速布雷裝備所布設雷體的排除相對容易。以快速布雷車為例，其布設的地雷一般暴露在地面上，比較容易被發現。從一定程度上講，它的遲滯效應就是以數量取勝。對一些結構比較復雜、體形較大的地雷，布雷裝備布設的速度就明顯減慢。在2018年的一次演習中，俄軍構設了一個長約3千米的反直升機雷場，用時約1小時。雖然與以前布設同樣的反直升機雷場相比，這個速度明顯加快。但與快速布雷車十幾分鐘就能創建一個相同體量的反坦克雷場相比，這一布設速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因此，快速布雷裝備要在今后發揮更大作用，必須繼續在裝備和雷體本身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改造雷體，在“增益其所能”的同時，“濃縮”簡化其身形，使其更適於快速布設﹔另一方面要對裝備賦能，使其能以更快速度布設更多類型的雷體。

二是功能單一的快速布雷裝備面臨挑戰。和之前快速布雷裝備隻管布設不同，如今的快速布雷裝備往往“身兼數職”，比如輔助形成詳盡的雷場分布圖等。出於成本等方面的考慮，一些空基和海基的布雷裝備也在向“多能”方向發展。一些國家在研發水下無人潛航器時，不僅要求其具有快速布雷能力，還要求在未遂行布雷任務的其他時間，它們能用於執行偵察與監視等任務。這就意味著，今后一些快速布雷裝備在“快”字上做文章的同時，還要盡可能多掌握一些本領，向“藝多不壓身”求生存、要發展。

三是各種先進掃雷裝備的出現迫使快速布雷裝備提升能力。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年來圍繞排雷，各國都在打造專業設備，機械掃雷具、爆破掃雷具、電磁掃雷具、激光掃雷具等先后出現。如俄軍的“葉子”遙控掃雷車，就能通過高功率微波照射地雷的電子系統，產生耦合作用破壞其引信，從而使地雷失效或提前引爆。英國的下一代反水雷武器旨在用自主系統取代傳統的人工操控。這些先進掃雷裝備的出現，客觀上要求快速布雷裝備大幅提升能力，能夠布設更智能、抗排性更好的雷體。（史飛、郭書菊）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