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各国咋治“心肺之患”

　　上世纪2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客居伦敦时，描述伦敦的雾：“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至辛辣的，呛人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小说《荒凉山庄》中也有对“超级雾霾”时代的伦敦城的标志性描写。

　　起初人们对雾霾的认识是，环境灾害是工业发展必须接受的副产品。很多英国人一度认为：“煤火和高烟囱已经成为英国的独特标志”，并以此为豪。但是一场悲剧，终于使英国人下决心向大气污染宣战。

　　1952年12月，英国出现持续5天的“大雾”天气。受浓雾影响，大批航班被迫取消，伦敦东北部所有公交车停运。在萨德勒威尔斯剧院上演的《茶花女》在演完第一幕后不得不中止，一场原定在温布利球场进行的大学联合足球赛也被迫延期。伦敦各大医院收治了支气管炎、肺炎、心脏病等重症患者，数周内万余人死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事件”。

　　作为二十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伦敦烟雾事件”为世界敲响了环保警钟。迫于各方压力，1954年英国政府着手制定了全球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清洁空气法》，要求伦敦居民改变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大力推广无烟燃料，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20世纪80年代，随着汽车走进家庭的数量激增，尾气取代煤烟成为英国空气的主要污染源。虽然经过60年的不懈治理，但时至今日，伦敦仍为欧洲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数据显示，伦敦空气污染物中交通废气排放量占40%。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科里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伦敦交通发达，私人汽车比重非常轻微，汽车限行的时效性不强。”这一观点在英国被普遍认同。尽管伦敦市长的能源与环境顾问，也将替换老旧的公交车、严格执行机动车低排放区政策作为今后治理方向，但鉴于英国对大气污染的控制不利，欧盟委员会今年9月已对其启动司法程序，英国将面临巨额生态罚单的风险。

　　除了英国民众，同样关心伦敦治霾的是那些一样面临大气污染压力的城市，他们也在扪心自问，“若是我，该怎么治霾？”而答案往往具有共性，也有个案意义。

　　是的，优雅的巴黎也开始陷入雾霾之中。空气污染持续出现之后，法国的决定是，以短期的交通管控政策为城市“输氧”。具体包括：巴黎的地区快线、地铁、公交车、租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将免费供民众使用；巴黎市及周边3个省份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措施；禁止超过3.5吨的载重卡车上路等。

　　当然，这一政策并不限制电动车等环保型交通工具的使用，也不禁止至少搭载了3人的私家车辆出行，以此鼓励市民“多拼车”。

　　巴黎的治霾之方，曾一度陷入“等风来”疑惑。在“只有跑起来才能感受到风”的日子里，政府突然不让市民驾车“上路跑”了，很多巴黎人感到“不方便”。

　　汽车限行能否对巴黎的雾霾产生缓解作用，巴黎人争议不断。1997年，巴黎为治霾尝试过汽车限行，城市空气得到显著改善，大部分巴黎人接受了政府在“非常时期”为保护民众健康采取的临时政策。可一旦天气“风清气爽”，问题还需要解决。比如：限行是否是巴黎治霾的不二选择？限行政策的时机是否合适？汽车尾气对雾霾的“贡献率”到底多大？

　　有意思的是，限号限行的“良药”在意大利却完全行得通。以汽车限行为例，当污染物的排放水平达到一定等级程度时，意大利各城市政府均有权力颁布车辆尾号单双号限行措施。米兰更是在2011年实施过全城所有机动车10小时禁行，以应对持续12天的“巨型雾霾”。

　　空气直接影响人类的心肺。心肺有疾，会有“切肤之痛”，适当用药是当务之急，如何康复更是一门学问。应对人类共同的大气污染问题，需要及时总结出禁止和限行的经验作法，明确惩治手段；更需要对不同“心肺之患”做到对症下药。

　　城市治霾需要探索有效的治理路径。如何找到治标又治本的办法治好“心肺之患”，还是眼下各国大型城市，必须认真完成的功课。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