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改革是一个动态持续、调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战中检验改革成果,并发现新的问题,在不断的反思中完善改革措施,是很多国家军事改革遵循的一条规律。
二战后,美军就开始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重大改革,但进展一直不顺。越战中,美军空军和海军在北越不同地区展开战略轰炸,没有一个协调统一的计划,造成资源浪费,效果不佳。1983年,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时,由于几大军种都想插手,使得美军高层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不得不作出妥协,让所有军种都能露脸。行动中,军种之间通信不畅、相互缺乏配合,造成100余人伤亡,这再次说明美军缺乏有效实施联合作战行动的能力。因此,美国高层痛下决心,于1986年重组国防部,并出台法规,从制度上解决联合作战的问题。
美军成立的一系列职能性司令部,如运输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等,都是在实战中不断改革和创新的产物。以运输司令部为例,1990年,美国启动“沙漠盾牌”计划,当美军向沙特阿拉伯部署兵力和物资时,由于各军种平时仍然保留有交通运输资源的控制权,运输司令部无法在短时间协调各军种运输资源,造成运输上的混乱。战争结束后,美军高层签发指令,赋予运输司令部唯一的运输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解决了实战中运输资源不统一问题。
进入21世纪,美国的军事改革以更加稳健的方式推进。他们在加强制度层面建设同时,更加注重从战争实际需求出发反思军事改革的方向,修补各项改革措施。
一是对军事改革物质层面的反思。正如美国学者温斯格·T·惠勒和劳伦斯·J·科布所言,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改革派们过分注重武器装备的精确性和先进性,脱离战场实际,把国防转型变成了一场“科技狂热”,走向了“唯技术而技术”的道路。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在战术和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却面临着更严峻的威胁。美国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三年里,自杀式汽车炸弹、遥控爆炸装置等非正规袭击,让美军付出了惨痛代价。美国陆军上校麦格雷戈直言,陆军在作战和后勤补给领域的“联合”,都是临时拼凑的,根本不是为战争而设计的,他们对战争性质和冲突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并没有真正的准备与反思,只是被动的应对。
二是对军事改革思想层面的反思。美军在数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得出一个认识,军事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是军事改革极为重要的部分。如美国军事理论家约翰·博伊德提出的“OODA周期”思想,对美军第一次海湾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三天之后,博伊德提出的海上实行两栖佯攻、陆上实行“左勾拳”的战略思想,替代了海湾地区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打正面消耗战的计划。比尔·林德的“机动战”思想以及他撰写的《FMFM—A:第四代战争》,针对如何赢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做了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美国国防部长的下台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如果不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建立灵活的改革体制,未来美军仍然会在“第四代战争”中付出代价。
三是对军事改革精神层面的反思。整个20世纪,美国陆军一直抱着工业时代的原则不放,把人看作是“可以替换的零件”,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凝聚力。如今,美军越来越认识到凝聚力是战场上取胜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凝聚力来自于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军队改革第一看重的应该是这种信任关系的培养,从而建设一支有强烈团队意识和精神力量的部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