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推動了作戰方式的變革,同時也使戰場認知工具、認知客體、認知空間、認知模式發生重大變化,並呈現出許多新的趨向。
戰場認知客體增多,認知原始素材急劇涌現,認知活動日趨復雜。戰場認知客體是與戰場認知主體相對應的相關事物,是主體的戰場認知活動所涉及或指向的一切對象。哪些事物成為戰場認知客體,不僅取決於該事物的性質和狀況,也取決於戰場認知主體的需要和能力。戰爭史上,戰場認知客體隨著科學技術和戰爭實踐的發展,以及戰場認知主體認知能力的提高而日趨復雜。當人類戰爭進入信息時代后,進入主體實踐和認知范圍的客體急劇增多,大量的“潛客體”不斷“涌現”,其屬性也越來越復雜。一方面,太空、網絡、信息、認知領域中涌現出大量新的戰場認知客體,戰爭的復雜性要求軍隊在實施戰場行動時必須關照到更多的“客體事件”﹔另一方面,原先的戰場認知客體進一步細化,有關“潛客體”的信息量急劇增加。對一個戰場目標,不僅要掌握它的性質、形狀、地理位置,而且要掌握它的內部結構、要害部位以及它與周圍事件的關聯等多種信息,這就無形中帶來戰場認知客體原始素材的急劇增多,人們的思維活動常常被淹沒在客體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從而使戰場認知活動變得更為復雜和艱難。
戰爭進程不斷加快,時間和速度的軍事價值在增大,戰場認知的對抗性更趨激烈。戰場認知活動的敵對雙方互為主客體,任何一方既是認知的主體,同時又是被認知的客體,一方的認知優勢往往以另一方的認知劣勢為基。在認知對抗中,一方的認知活動需要建立在另一方認知活動基礎之上,並隨著對方認知的變化而變化,敵我戰場認知的這種雙向運動特性,正是對立統一辯証關系在戰場認知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在信息化條件下,軍事行動跨越和克服空間障礙的能力空前提高,戰爭的進程不斷加快,戰爭的持續時間高度壓縮,時間和速度在軍事上的價值日益增大,戰爭所提供給雙方的認知過程更加有限。敵對雙方都想在有限時間內認知戰場,迅速形成決策,先敵採取行動,以爭取戰爭的主動權。同時又企圖通過各種謀略和技術手段,干擾和破壞對方的認知活動,延緩對方的認知速度,從而使戰場認知的對抗程度變得更加激烈和緊張。
認知中介的“輔人”作用日益明顯,戰場認知對信息化認知工具的依賴越來越大。戰場認知中介是人類有意識創造並專門用於人與認知對象間交換信息的一種工具,其主要功能通常包括信息收集、傳輸、轉化與處理等。隨著技術的進步,戰場認知中介由旗幟、煙火、號角、望遠鏡發展到雷達、聲吶、衛星、網絡、傳感器以及計算機系統。根據技術發展的“輔人”和“擬人”規律,未來的認知中介還將進一步延伸和擴大人的認知功能。在新的認知中介輔助下,戰場認知能力漸趨增強,認知節奏越來越快。例如,美空軍完成一個“發現-定位-瞄准-攻擊-評估”的攻擊過程,海灣戰爭時需要100分鐘,阿富汗戰爭時需要20分鐘,到伊拉克戰爭時縮短到10分鐘之內。在短暫的時間內要及時處理海量的認知素材和完成復雜的認知活動,離開信息化認知中介的支撐是難以想象的。信息化戰場上,戰場認知活動對信息認知工具的依賴性不斷增大,離開先進認知中介的支撐,軍隊將難以實施有效的戰場認知。
(來源:中國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