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白色的煙從粗糙的指縫中鑽過，志願者蘭鋼蹲在無名烈士墓碑前，一手輕攏著剛剛點燃的香煙，恭恭敬敬把它斜靠在墓碑前。他的眼神是溫柔的，注視著這座沒有留下名字也沒有留下照片的墓碑，就像注視著自己逝去的親人。

烈士陵園上空雲淡風輕。每年清明，蘭鋼都會過來陪陪這些無言的“親人”。了解到有些烈士生前喜歡抽煙，他經常帶上一些香煙，點上，敬在墓碑前。

在長達數十年為烈士尋親的路上，蘭鋼走過幾百個烈士陵園，拍下了成千上萬張烈士墓碑的照片，幫助數百個家庭找到了自己的親人。然而，還有更多的人，急切地盼望著找到親人的埋骨之地。

和記者一樣，蘭鋼曾為這樣一組數據驚訝——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5053處縣級以上烈士紀念設施，平均每個縣就有1.7處。近代以來，有2100多萬名烈士英勇犧牲。

人民英雄，人民從未忘記——

上個世紀，民族存亡的危難關頭，有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挺身而出的方志敏、楊靖宇等烈士﹔和平年代，有奮勇當先、誓死捍衛祖國神聖領土的英雄。

今天，當我們重讀《可愛的中國》時依然會心潮澎湃，當我們念起“清澈的愛，隻為中國”時還是會熱淚盈眶……

烈士的鮮血染紅了炙熱的土地，紅色的熱土滋養了紅色的血脈。時間，將記憶模糊。歲月，或將英烈的骨骼侵蝕。但這片土地記得他們，無論有名字的，還是沒有名字的，歷史會永遠鐫刻。

守 護

守護這些烈士，守護那發自本心的對祖國“清澈的愛”

初春時節，甘孜藏區得榮縣烈士陵園，“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上，一顆紅星在翠柏的映襯下分外奪目。遠方，雪山巍峨。

這是志願者蘭鋼第二次來到這裡。3年前，蘭鋼騎著他的摩托車，越過高山峽谷，第一次來到香格裡拉大環線上這座美麗小城。風景絕美，他卻無心欣賞。

走進得榮縣烈士陵園，蘭鋼蹲在烈士的墓碑前，熟練地敬香、倒酒，點上香煙，念叨著烈士的名字，拍下一張張墓碑的照片。這是他祭奠烈士的方式。

蘭鋼沒有當過兵，卻願意始終待在與這些英勇無畏的官兵們最近的地方。

從2007年開始，蘭鋼一直在做一件事：去烈士陵園，祭奠，拍照，回來以后整理資料。后來隨著互聯網興起，蘭鋼開設博客，把烈士的名錄資料發到網上。

今天，很多人已經不再使用博客，這個“luck路客的博客”依然在持續更新，持續吸粉。最近的一條是2021年4月1日，最早的一條是2010年12月17日。這個博客下，總共有博文810條，其中抗日英烈條目下83篇，抗美援朝條目下17篇……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親人葬在哪裡。我希望當家屬在網上搜索烈士的名字時，能沿著我發的信息找到烈士的墓碑。”蘭鋼說。

就這樣，一塊墓碑一塊墓碑地拍，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記。蘭鋼對著地圖，沿著邊境線公路一路找尋，雲南、西藏、新疆、甘肅、內蒙古、黑龍江……他的足跡遍及邊境線上每一個省份座座烈士陵園。最長的一次，蘭鋼花費7個月時間，走了將近4萬公裡。

蘭鋼也習慣以自己的方式守護烈士——清明時節，去烈士陵園裡為這些有名字、沒名字的烈士掃掃墓，上上香。青塚幽幽，這片土地上，無論埋著誰的父親、誰的兒子，如今都成了蘭鋼的親人。

清晨，當寄托著思念的煙氣從得榮縣烈士陵園裊裊升起，遠在千裡之外的東風烈士陵園，守墓人王萬明已經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如果說，蘭鋼是烈士的流動守護者，那王萬明就是守護在烈士墓前的固定哨兵。

守墓人王萬明在東風烈士陵園裡已經工作了13年。他熟悉這裡的一草一木，記得每一塊墓碑的位置，以及它們背后的故事。

13年裡，他幾乎每天早晨6點起床，帶上掃把和抹布，將每一塊墓碑打掃得干干淨淨。

守墓，也是守心。

2019年年初，一個河南口音的陌生人從電視上看到了關於東風烈士陵園的宣傳報道，孤身一人來到這裡，給陵園捐了5萬塊錢。到了聶榮臻元帥墓前，他恭恭敬敬給聶帥敬上酒，磕了幾個頭。王萬明記得，他衣服皺皺巴巴，用肥料袋子裝著干糧和兩瓶白酒，捐完錢甚至沒有留下過夜，就急急忙忙搭乘班車離開了。

這件事讓王萬明深受觸動——在現代社會，仍有這樣的人，他們感恩先輩的奉獻，不遠萬裡也要過來祭拜。那一次，王萬明突然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義。

守護這些烈士，其實是守護自己的初心，守護那發自本心的對祖國“清澈的愛”。

在山西省平遙縣朱坑鄉豐盛村，有為無名烈士守墓74年的賈家三代人﹔在河北省唐山市，有義務為烈士尋親14年的張紅琢﹔在安徽省蚌埠市懷遠縣，有為18位無名烈士復原姓名、16位烈士找到親人的退休老人年介濤……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他們所做的事卻足以感動14億國人。

這是一場愛心的接力，也是一場賡續紅色血脈的接力。這場接力，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參與。

尋 找

為了送更多為“大家”獻身的烈士回到自己的“小家”

余姚籍烈士褚萃文終於找到了！

河南省睢杞戰役烈士陵園的合葬墓前，褚萃文烈士的家屬擦拭著墓碑上的灰塵，泣不成聲。墓碑上沒有刻著褚萃文烈士的名字，但他們知道，自己的親人此刻就在這裡安息，和他那1431名戰友一起。

間隔70多年，墓裡墓外，親人們終於重新相聚。浙江余姚志願者孫嘉懌（網名“貓小喵滴兔子”）將這一尋親結果發到微博上，為這場長達3年的尋親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2018年，一名烈士家屬找到孫嘉懌，希望她能夠幫助他們尋找烈士褚萃文的安葬地。孫嘉懌在烈士家裡發現了3張烈士証，每一張烈士証上的犧牲時間和犧牲地點都不一樣，這給搜尋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

費了很大力氣，志願者們第一輪搜尋無果。

2020年9月，烈士家屬再一次找到孫嘉懌。原來，烈士的女兒已經生命垂危，躺在病床上，嘴裡一個勁念叨著“找爸爸”。

於是，孫嘉懌又發起了一次志願尋親行動。他們根據3張烈士証不同的犧牲地點，和當年睢杞戰役部隊北撤之后行進的路線，在微博上發起招募，呼吁浙江、安徽、河南、山東、江蘇五省志願者聯手行動，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排查烈士陵園，不放棄任何一處當年部隊經過的地方。

一個月后，孫嘉懌接到一名河南志願者的電話：查找本地烈士資料時，他們發現了一位叫“諸華文”的烈士，就葬在睢杞戰役烈士陵園。除名字有偏差以外，番號、出生年月、籍貫職務、犧牲時間都與烈屬手中一張烈士証吻合。

在尋親過程中，手寫材料出現筆誤的情況十分常見。經過烈士家屬、烈士陵園工作人員以及志願者們3個多小時的仔細核對，終於確認了“諸華文”就是他們尋找已久的“褚萃文”。

一個名字，猶如一根扯不斷的紅絲線，一頭牽著祖國，一頭連起了自己的家人。

在尋親過程中，孫嘉懌曾翻閱過許多豫東睢杞戰役的史料。為了勝利，許許多多像褚萃文一樣的烈士英勇犧牲。看著黑白照片上褚萃文烈士那張年輕帥氣的臉，孫嘉懌心裡頗多感慨。送更多為“大家”獻身的烈士回到自己的“小家”，這正是他們尋找的意義所在。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許多普通人自發的行動，為烈士尋親鋪平了道路。

點開《烈士英名錄》，許多烈士的名字下面，除卻出生年份與籍貫，犧牲地、埋葬地、犧牲原因外，往往一片空白。由於年代久遠、資料失落、文字變遷，尋找烈士家人、搜集烈士資料的工作難度極大。

凡事無論再難，隻要去做，就會有可能。

追尋著同一個目標，這些熱心的志願者們聚在一起。孫嘉懌所發起的“我為烈士來尋親”志願服務隊已由最開始的幾個人，擴展成為幾百人的龐大隊伍﹔依托志願者蘭鋼以及許多人自發搜集的資料，他們的資料庫裡已經有超過750座烈士陵園，成功幫助674名烈士找到了他們的家人。

然而，還有更多的無名烈士尚未與自己的親人“相會”。

孫嘉懌常去朝鮮。每一次去，除了帶著烈士家屬祭拜親人，她都會自發地祭掃無名烈士的墓碑。她拿著袋子，將無名烈士墓碑上的塵土裝回來，然后寄給各個地方的志願者，囑托他們把這些塵土撒在全國各地。孫嘉懌說：“我想以這種方式帶他們回家。”

志願者孫嘉懌的主業是在寧波共青團委做青年工作。她經常會在報告會上分享自己做志願者的經歷，“我們的每一次尋找，都是在告慰先烈。在尋找過程中，一個個烈士的故事還原拼湊成一個可愛的中國。”她說，沒有什麼能比這些烈士的事跡更打動人。

銘 記

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一提起他們就有無窮的力量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在清明節前央視一期《經典詠流傳》節目中，當年鐵道游擊隊裡年齡最小的隊員、現年91歲的李洪杰鏗鏘有力地唱起了《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這首電影《鐵道游擊隊》的插曲，又一次把人們帶回了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

1940年1月25日，受八路軍蘇魯支隊命令，鐵道游擊隊成立，時稱“魯南軍區鐵道大隊”，又被稱為“飛虎隊”。這是一支威名遠揚的人民抗日武裝，人數最多時達300余人。他們活躍在千裡鐵道線上，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扒鐵軌、炸橋梁，撞火車、截物資，殺鬼子、懲漢奸，護群眾、保家鄉，讓敵人心驚膽戰。

他們的故事，被寫成小說，編成電影、電視劇，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之間傳揚。劉洪、李正、王強等形象，至今是中國人民心目中富有傳奇色彩的抗日英雄。

在山東棗庄的鐵道游擊隊紀念碑上，刻有鐵道游擊隊歷任領導的名字。人們都說：“電影中的劉洪，來自於大隊長洪振海、繼任劉金山﹔李正的事跡取材於政委杜季偉，名字則取自政委文立正烈士﹔王強的原型是副大隊長王志勝……”

1941年12月的一個風雪之夜，數百名日偽軍對魯南軍區鐵道大隊進行偷襲、“掃蕩”，第一任大隊長洪振海率部與敵人激戰，不幸中彈，壯烈犧牲。1945年2月，政委文立正由於叛徒出賣，不幸遇害。還有更多不知名的英雄，為國殉難。

如今，站在鐵道游擊隊紀念碑下，人們仰望紀念碑頂端游擊隊戰士持槍沖殺的鑄銅人物塑像，除卻對英烈的悼念，心中涌起更多的是豪邁。

原鐵道游擊隊長槍三中隊指導員張靜波說：“鐵道游擊隊的壯麗史詩，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碑，是抗日軍民萬眾一心用血肉之軀鑄成的一座無形的豐碑。”

我們銘記歷史，銘記先烈，銘記他們為民族獨立所做出的犧牲，更要銘記他們的無畏、他們對祖國發自內心的愛。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著一件川陝蘇區布幣，這是當年紅四方面軍“紅小鬼”楊世才長征時留給母親的。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奉命撤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長征前，楊世才的母親到部隊來看望他。母親臨走的時候，楊世才把布幣交給母親，讓她做回家用的路費。從此母子二人便失去了聯系。直到15年后，母子二人才再度相聚。

跟隨著大部隊出發時，楊世才隻有12歲。

有人說，長征是一場年輕人的突圍。主力紅軍的長征隊伍裡，紅軍將領的平均年齡僅25歲，約54%的戰士在24歲以下，甚至還有9-12歲的少年。這些十幾歲的少年，被親切地稱為“紅小鬼”。

“他是一個圓滾滾的胖孩子，長著一張娃娃臉，隻有12歲。我問他為什麼當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替窮人打仗，紅軍是抗日的，為什麼不要當紅軍呢？’”這段話，出自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在這本書中，斯諾專門為這些小戰士留下了一個單獨的章節，就叫《紅小鬼》。

在各種資料中，這些“紅小鬼”的模樣漸漸清晰——他們是英姿挺拔的小號手，是無畏風雪的宣傳員，是兢兢業業的通信員，是搶救傷員的衛生員，甚至是炮火前線戰斗員……“紅小鬼”也是紅軍的一分子，一樣英勇戰斗，一樣忠於革命，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永遠地留在了長征路上。

川陝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裡，17225塊白色大理石墓碑靜靜佇立在山間。這17225塊碑，代表著17225名沒有留下名字的紅軍戰士，墓碑上不著一字，隻有一枚殷紅的五角星，見証著紅軍烈士對黨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

今天，我們依然懷念他們。雖然沒有留下名字，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家園：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稱號：軍人。

今天，我們依然需要他們。一代代中國軍人，傳承著他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砥礪前行。（本報記者 賀逸舒 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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