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院寒區醫學課題組深入邊防連隊開展醫學防護指導。資料圖片

仰望星空，你可知道有這樣兩顆不同尋常的小行星——

編號207681號的小行星名叫“蔡翹星”，編號207809號的小行星名叫“吳祖澤星”。

蔡翹是我國生理學奠基人、航空航天航海醫學開拓者，其發現的視角與眼球運動功能的中樞部位大腦“頂蓋前核”，被國際學術界命名為“蔡氏區”。

吳祖澤是造血干細胞研究奠基人、實驗血液學先驅，造福無數放射病、白血病、重症肝炎患者，被譽為“中國造血干細胞之父”。

這“兩顆小行星”都來自同一個醫學科研方陣——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

時光回流。70年前，鴨綠江畔仍硝煙彌漫，黃浦江畔，軍事醫學研究院的前身軍事醫學科學院悄然成立。

星光匯聚，照亮前行征程。

70年來，一代代軍事醫學科研人員用忠誠和智慧蹚出一條創新之路，一條為國擔當的“星光大道”。

70年來，這個醫學科研方陣先后培育出28名兩院院士、50多位軍事醫學學科奠基人和著名科學家、500多名高級專家和百余名國家級中青年人才，16個團隊成為國家或軍隊級創新團隊。

4對師生院士中，朱壬葆、吳祖澤和賀福初更是罕見的三代師生院士﹔我軍歷史上僅有的3位紅軍博士以及白求恩的助手都曾在此聚首……

回眸這個醫學科研方陣的發展軌跡，能清晰看到他們對黨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對強軍勝戰的蹈厲之志。他們身上所迸射出的科學家精神和榜樣力量，在時代更迭、歲月流轉間愈發閃亮。

國家需要與個人選擇

“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如果能與國家需要相結合，個人價值就會成倍放大”

在今年的黨史學習教育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深深打動了軍事醫學研究院的年輕科研人員——

1950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一艘貨船從美國西海岸碼頭緩緩啟航。

狹小逼仄的船艙裡，周廷沖、黃翠芬夫婦二人揣著原軍事醫學科學院首任院長宮乃泉的親筆邀請信。

美國移民局百般阻攔，周廷沖、黃翠芬二人無法獲得簽証。無奈之下，他們隻能選擇搭乘貨船“偷渡”回國。在和貨船老板簽下一份“如被查，概不負責”的協定后，二人終於踏上歸國之旅。此時，黃翠芬已懷有5個月身孕。

在太平洋上漂泊56天后，這對夫婦走出甲板，看到遠方碼頭上飄揚著的五星紅旗，禁不住相擁而泣。

后來，他們一同進入該院，分別從事生化藥理和分子遺傳學研究，成為我軍第一對夫妻院士。

“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如果能與國家需要相結合，個人價值就會成倍放大！”

無論是建院初期的蔡翹、胡經甫、黃鳴龍等一大批奠基人和開拓者，還是如今挑起大梁的年輕一代，國家和軍隊的召喚，始終是他們的選擇。

他們用為國擔當的人生選擇，鋪就了這座軍事醫學殿堂的“星光大道”。

那一年，非典的陰霾還未完全散去，H5N1禽流感疫情又接踵而至。我國有關部門緊急向世衛組織唯一指定的一家外國公司訂購抗人禽流感特效藥物“達菲”。得到的回復是“4年之后才能安排供貨”。

“決不能將我國公共衛生安全寄托在外國公司那裡！”

知難而進，晝夜奮戰。李鬆院士帶領團隊以最快速度研制出“中國版達菲”——軍科奧韋。面對西方的技術封鎖，他們僅用時10個月，破解16道技術屏障，創建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產工藝，使我國徹底掌握了防控禽流感疫情的主動權。

“姓軍為戰”就是“強國為民”。始終把國家和人民安危放在心中，軍事醫學研究院的科研人員們臨危不懼、挺身而出，鑄造了堅不可摧的國家醫學防護盾牌。

在唐山、汶川、玉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在非典、新冠疫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當中，在擔負奧運會、世博會等重大安保任務之時，他們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

汶川大地震時，該院派出186名衛生防疫專家和技術人員前往災區，確保“大災之后無大疫”。當時，年近70歲的夏咸柱院士主動請纓到一線，冒著余震危險，44天行程萬余公裡，現地指導衛生防疫工作。

哪裡有疫情，哪裡就有他們護佑人民群眾的身影。

庚子年初，新冠疫情突襲祖國大江南北。面對這場不見硝煙卻是與死神較量的考驗，軍事科學院奉命派出以軍事醫學研究院專家為主體的專家組，連續奮戰113天。在疫情最凶險、人民最期盼的時刻，第一時間共同確認致病元凶﹔緊前部署應急科研攻關，統籌推進3條技術路線疫苗的研發﹔在武漢緊急開展核酸檢測，檢測試劑獲國家首批、軍隊唯一批件﹔篩選出的系列抗病毒藥物，進入國家科技部推薦的“三藥三方案”……

“通過打這場硬仗，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產品，為維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維護國家戰略安全作出更大貢獻。”統帥的囑托，深深烙印在軍事醫學研究院科研人員的腦海心頭。

由陳薇院士領銜科研團隊研發的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在全球首個獲批進入臨床試驗、首個發布臨床數據。2021年2月25日，該型疫苗獲國家藥監局批准附條件上市，是國內批准的第一個採用基因工程技術制備的新冠疫苗。霧化吸入用疫苗目前已獲國家藥監局批准進行擴大臨床試驗，正在申請緊急使用……

聞令而動，沖鋒在前，“科研鐵軍”不辱使命。

名利誘惑與人生價值

“農民種地也沒有在每一粒米上刻下他們的名字啊”

走進軍事醫學研究院史館，一幅名為《淡泊名利》的油畫懸挂在醒目位置。畫上的主人公，是該院藥物化學家宋鴻鏘研究員。

早在來院工作前，宋鴻鏘已在圈內頗有影響，到這裡卻在學術界銷聲匿跡了。

“隱身”的宋鴻鏘攻關研制出世界領先水平的藥物，做出了許多獨創性貢獻。當組織上推薦他參評院士時，他把發給他的申請表退了回去。

“講我的貢獻要涉及軍事機密，不能因為自己申評院士而泄密！”

“記在腦子裡，爛在肚子裡，帶進棺材裡。”這從來都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要用一生去踐行的庄嚴承諾。

有人問宋鴻鏘：“您甘願被埋沒一輩子嗎？”

他意味深長地回答：“一個人做了工作非要讓人家知道嗎？農民種地也沒有在每一粒米上刻下他們的名字啊！”

功名利祿無所求，於無聲處寫春秋。直到宋鴻鏘2005年去世，他的成就仍被鎖在保險櫃裡。

“我們這裡是一個特殊的戰線，無名無利，隻有奉獻。”建院初期，首任院長宮乃泉在給學生講第一堂課時這樣說。

70年來，無論是在院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還是默默無聞的科研工作者，他們都在名利誘惑面前給出了同樣答案——心有大我，就不會囿於小我﹔信念堅定，便選擇忠誠奉獻。

“鍥而不舍，持之以恆，自討苦吃，其樂無窮。”這是王德文研究員的座右銘。

這位年過八旬的“銀發騎士”，仍舊每日騎著電動車上下班，工作在科研一線。

正是這群單純執著的人，將“姓軍為戰、強國為民”的使命扛在肩頭，默默拼搏奉獻。

院史館角落處的資料盒中，一張黑白照片吸引了記者目光——

一位瘦弱的中年婦女，戴著厚厚的眼鏡，站在一群年輕戰士當中。他們身后，是被稱為“地球第三極”的青藏高原。

照片的主人公是該院高原醫學專家彭洪福。

1956年，彭洪福第一次隨專家組赴高原執行保障任務，戰士們皸裂的皮膚、凹陷的指甲和真摯的眼神都深深刻在她的心裡。

為了研制有效預防高原病的藥物，彭洪福先后18次前往高原開展調查研究，幾乎跑遍了西藏所有邊防連隊和哨所。可這位女專家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體重還不到40公斤，她的高原反應總是比常人更大，腳步卻走得比誰都堅定。

為了軍事醫學科研事業，她把“醫者仁心”傾注在雪域高原，高原哨所的戰士們都成了她關愛的孩子。

研為戰、研為用、研為勝。該院先后派出100多批千余名專家，深入高原、寒區、熱帶等一線部隊開展調研攻關，解決了許許多多“打仗急需、戰場急備、官兵急用”的軍事醫學難題。

一個人需要“魂”來支撐，一個集體需要“魂”來凝聚，一支軍隊需要“魂”來引領。

在當年抗美援朝戰場上，柳支英教授因躲避敵機轟炸，肋骨折斷，卻仍舊堅持完成任務不下火線。

翻譯家金汝煌能熟練筆譯11種外文，編譯出上千萬字的相關醫學資料，默默耕耘一生。

事業重如山，名利淡如水。該院某研究團隊曾研發出一種新型藥物，如果大量投入生產就能獲得非常可觀的利潤。可研究團隊要求企業不要為經濟利益大量生產，為了更好應對未來的危險。

名利誘惑與人民安危孰輕孰重，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

上世紀90年代，金寧一赴日深造，日本京都大學開出優厚薪酬待遇挽留他，他毫不猶豫如期回國。從一間隻有12平方米的實驗室開始，金寧一艱苦攻關。2012年，由金寧一牽頭的某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為增強病毒病防控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撐。

老院長秦伯益退休后主動申請退出院士，把機會留給更多優秀的人。

還有“無冕院士”周金黃、張其楷、蔣豫圖、鄧蓉仙、李逸民等，他們用櫛風沐雨的砥礪奮進，寫下永不褪色的人生篇章。

時代之變與科研之靜

“科研要有韌勁，在枯燥的實驗室裡能夠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坐冷板凳”

夜幕深沉，首都北京車水馬龍。

軍事醫學研究院的幢幢大樓燈火通明。一間實驗室裡，幾名學生正在向王以政匯報最新的實驗進展。

近年來，該院為培育人才、保留人才、吸引人才，先后制訂了培養扶持、選拔引進、評價激勵等措施。王以政正是從中國科學院“挖”來的神經生物學專家，今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學生眼裡，王以政是個不折不扣的“極簡主義者”。他的家中隻有幾件簡單的家具。除了出差和休息，其他時間他都“長在實驗室裡”。

他常對學生們說的就是“學會尊重”——尊重自己的實驗結果，絕不允許弄虛作假。

秉持求實精神，永葆好奇之心，這群人隻有行勝於言的拼搏﹔尊重科學規律，不浮躁求成，不急功近利，這群人隻有腳踏實地的攀登。

那一年，該院取得的綜合性研究成果與“兩彈一星”等一同登上了共和國首次頒發的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名單。

這一成果歷時27年攻關，凝聚了數千名科研人員心血。最終，站上領獎台的隻有7人。

啃最硬的骨頭，他們埋頭苦干，十年磨一劍。

1997年，年僅34歲的張學敏被任命為該院某中心主任。當時，該中心設備落后、人才匱乏。

“從0到1是風險很大的科學探索，不僅時間難以確定，而且結局常常是‘九死一生’。”面對艱苦條件，張學敏要求自己和團隊學會“耐住寂寞、適應寂寞、享受寂寞”。

2011年，張學敏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在《自然》雜志公布的亞太地區200強科研機構排名中，張學敏所在中心躋身前50強。從“學術窪地”成為“學術高地”，他們奮斗了15年。

曾有人請該院孫曼霽院士談談治學之道，他說：“科研要有韌勁，在枯燥的實驗室裡能夠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坐冷板凳。”

賀福初院士領銜團隊在肝臟蛋白質組學研究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優勢，開創了我國科學家領銜國際重大科技合作項目的先河。

張學敏團隊發現的環鳥腺苷酸合成酶抵抗病毒感染重要調控機理，相關研究成果在《細胞》主刊發表。

秦成峰團隊率先在國際上闡明寨卡病毒導致小頭症的分子機制，相關研究成果在《科學》主刊刊發。

曹務春領銜完成的“數種新發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發現與溯源研究”，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山再高，往上攀總能登頂﹔路再長，走下去定能到達。擁有瞄准世界、前瞻未來的遠見卓識，才能鍛造出搶佔科技前沿的膽略和智慧。

9月初，一條新聞連續刷屏：第八批109位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由我空軍專機護送回到祖國。

新聞刷屏之時，王升啟研究員和團隊正緊鑼密鼓地准備赴沈陽開展烈士遺骸DNA採樣的前期工作。

2015年1月，國家啟動“忠骨計劃”，王升啟和他的團隊受領任務，開始著手建立“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DNA數據庫”。

讓無名烈士有名，為他們找到親人，這其中的過程極其煩瑣復雜。

“總體水平國際先進，部分技術國際首創。”經過多年努力攻關，王升啟團隊突破了陳舊遺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抑制劑高、時間長等核心技術瓶頸，先后完成了697具志願軍遺骸DNA檢測鑒定，構建的國家烈士遺骸DNA數據庫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王升啟躲開了聚光燈。“任務既然交給你就必須完成，這絕不是我個人的貢獻。”他說。

攀登軍事醫學科研高峰，接續奮斗的腳步從未停歇。

“讓賢，托舉，扶上馬再送一程。”當年，為留住國外歸來的李鬆，焦克芳研究員力薦他接替自己擔任課題組組長，讓李鬆擁有完全的科研自主權。

去年，在武漢執行疫情防控任務一線，黎浩火線入黨。這位出生於1986年的科研新銳，已跟隨導師曹務春從事新發傳染病研究多年。因科研成績突出，他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入選某人才托舉工程，還獲評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北京市科技新星。

那一天，在文職人員宣誓儀式上，一群群“孔雀藍”面向鮮紅的八一軍旗鄭重宣誓，“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人員，我宣誓：忠於祖國，忠於中國共產黨，服從命令，恪盡職守……”

燦爛星空下，這個日益壯大的醫學科研方陣將繼續創新攻關，書寫更加精彩的時代答卷。

鑄就閃亮的精神坐標

“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如果能與國家需要相結合，個人價值就會成倍放大。”這是“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陳薇院士時常說起的一句話。陳薇的選擇，也是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每一名科研工作者的選擇。

無論是篳路藍縷的建院之初，還是蓬勃發展的新時代，這艘軍事醫學科研旗艦70年的航跡，生動詮釋了一代代軍隊科研工作者許黨報國、忠誠使命、不懈攀登的信仰之力，鑄就了閃亮的精神坐標，凝聚起引領軍事醫學科研事業發展的強大能量。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國不會忘記我。”名利誘惑面前，他們不為所動，隻因許下“記在腦子裡、爛在肚子裡、帶進棺材裡”的承諾﹔惡劣環境面前，他們知苦不畏，堅持以戰領研、科研為戰，把論文寫在邊防線和戰場上﹔重大任務面前，他們視險如歸，寧可透支生命、決不虧負使命，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他們聞令即動、聽令必行，奔赴人民最急需、任務最緊迫的地方，用一次次逆行書寫“首戰用我、用我必勝”的血性擔當。

正是有了這種信仰，他們前赴后繼、樂業不疲，甘坐科研“冷板凳”，勇闖科研“無人區”，不斷實現從跟跑到並跑、領跑的歷史性跨越。

昨日的星光照亮今日的征程，今日的星光立起導航的燈塔。面對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召喚，面對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藍圖願景，更多心系家國、志在超越的科研尖兵們，始終牢記“姓軍為戰、強國為民”宗旨，向著建設世界一流軍事醫學研究機構奮力攀登，為強軍興軍繪就更加壯闊的航跡。（王靜怡、王迪、邵龍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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