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天蝎号”说起

　　美国《纽约客》杂志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写过一本叫《群体的智慧》的畅销书。其核心思想是，在适当的环境下，群体在智力上表现得非常突出，通常比群体中最有智慧的人还要聪明。为说明这个问题，书中讲了一个寻找遇难潜艇的故事。1968年5月，美国“天蝎号”潜艇在北大西洋失踪。海军对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对于最后一次联系后它又航行了多远也仅有模糊的判断。军方确定的搜索区域是一片20英里宽、深达数千英尺的环形海域。这是一项几乎没有任何完成希望的任务。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名叫克拉文的军官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

　　首先，克拉文编写了一系列剧情脚本——对于“天蝎号”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出了所有可供选择的解释。然后，他召集一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搜救人员，要求他们就情况可能向哪方面发展提出最贴切的猜测。为了使整个过程显得有趣，这些猜测都以投注的方式体现，奖品是若干瓶威士忌酒。

　　虽然这些信息中没有一条能指明“天蝎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但克拉文认为，如果将所有答案综合起来分析的话，就能对潜艇如何遇难形成完整的拼图。事实证明，这是个光彩夺目的主意。在“天蝎号”消失5个月后，一艘军舰发现了它的沉没地点，与克拉文那个团体估测的位置仅相距220码。

　　这个故事的惊人之处在于，没人知道潜艇究竟为什么沉没，更没有谁对潜艇以多快的速度下沉，或者坠到多深的海底有任何概念。即便如此，群体智慧仍能使决策无限逼近真相。

　　有时群体决策的质量，之所以超过群体中的大多数个人的决策质量，是因为群体决策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多样性，决策来自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人，并能确保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二是独立性，决策者的观点不受周围人的意见所左右。三是分散化，决策者能进行专门研究并依照局部认知得出判断。四是集中化，一种使得个体判断转变为集体决策的机制。在这4个优势中，多样性与独立性尤为重要，原因是最佳集体决策往往是分歧和争论、思想充分碰撞的产物。

　　对比联合作战指挥决策与群体决策，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要求上看，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人员组成来看，其成员按一定比例来自不同参战力量。这种人员构成确保了联合作战指挥决策能够满足群体决策多样性的要求。联合作战参战力量没有主次之分，在全局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这决定了在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中，各参战力量指挥员地位是平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在指挥决策过程中，各参战力量指挥员能够围绕整个作战意图，从本参战力量角度出发，独立地进行分析判断。联合作战指挥决策是事关作战全局的整体决策，但对各参战力量指挥员来说，是从各自局部认知来判断的，这也符合群体决策分散化的要求。联合作战本质上要求指挥决策必须做到集中统一，并形成一个使各参战力量指挥员的独立判断转变为集体决策的机制。这也符合群体决策集中化的要求。

　　研究联合作战指挥决策与群体决策的相似性，绝非是要求联合作战指挥决策照抄照搬群体决策模式和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群体决策并非自然产生集体智慧。就如有人所说，“三个臭皮匠还是臭皮匠，永远都不会是诸葛亮”。三个臭皮匠能否顶个诸葛亮，取决于一定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很多臭皮匠，是可以赛过诸葛亮的。那么，这个合适的环境是什么呢？这也是研究联合作战指挥决策与群体决策相似性的目的之所在。探究群体智慧产生的机理，创设合适的制度环境，激发群体智慧创造力，也许能在方法上为联合作战指挥决策另辟蹊径。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