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救护所的沙时计

　　夏末，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转入防御战。我所在的前线救护所经夜行军于拂晓前来到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内南洞。由于战争的摧残，这里没有一栋房子，只有零星的废墟已被疯长的茅草覆盖着。一条蜿蜒的小路沿着清澈的小涧伸向山沟松林里，引导我们来到松林深处扎营。

　　到达目的地，我们忘记了行军的疲劳，在松林山坡掘地施工，准备接受伤病员。为了施工与救治两不误，张所长亲自带领朱司药、护士维廉姐和我到军药材处领取急需战救药品器材。因前段的任务，已使粮袋空了，十字包瘪了，治疗组唯一的马蹄表在过临津江时和马驮的器材一起被敌机炸飞了，急需补充战救物品。我们爬过两座山来到了药材处，所长交药品器材申请单时，特意问王助理有没有马蹄表，发器材的王助理说：“没有，但有个沙时计。”他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把沙时计递给我们。只见这个沙时计，是两头呈椭圆形的玻璃器具，中间连通，内装细沙粒，外面用开窗的木壳保护着。王助理给我们示范，将装有沙子的一头椭圆形玻璃球倒过来，细沙子就流向空的一头玻璃球，耗时一分钟，用来计时测病人的脉搏和呼吸。维廉姐高兴地说：“我们正为缺表发愁呢，这小沙时计将是我们的小帮手。”

　　淋着大雨回到驻地治疗室，杨护士长迎上来接我们领回的药品器材。维廉姐递上沙时计说：“护士长，给你看个好东西。”护士长看后高兴地说：“有了沙时计，高压消毒器械、敷料能计时，有了准头；也能用作给伤病员测体温、脉搏、呼吸的计时。”

　　不久后，在一次漆黑的夜间，我提着马灯巡诊到五号防空洞时，发现患有风心病的患者吴玉成萎靡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卫生员，我心慌气短难受呀。”我急忙一手切脉，一手拿沙时计，默数脉搏，他的脉搏微弱又快，一分钟120次。我立即请来李芳蕾医生进行抢救。李医生见到病人已出现重度心衰，她立即口对口做人工呼吸，让我给病人注射强心剂，并做心脏区按压。此后，她又看着沙时计，用听诊器数着病人心脏的波动，听病人的心音，当听到心率逐渐恢复正常时，病人苍白的面容渐渐有了红润，病情转危为安。李医生欣慰地长舒了一口气，关切地问病人：“现在感觉怎样？”吴玉成说：“现在心不慌了，谢谢医生的治疗。”李医生和我继续通宵守护着病人，直到病情稳定时，我们才离开。返回途中，李医生说：“小侯，多亏你夜里巡诊，早发现病情变化，否则后果难以想象。”“这小东西对了解病情也帮了大忙，”我举着沙时计对她说。李医生说：“是的。”

　　那个夏天，雷雨频发，潮湿的防空洞蚊子特别多，大家的手、脸部被咬得到处都是小疙瘩。有一天，维廉姐病倒了，大热天盖着被子，头胀发晕，发高烧。我急忙拿体温计和沙时计给她量体温、测脉搏，发现体温已升到39.5度，脉搏一分钟一百次。李医生让化验员张福臣给她化验血象，在血中检验出疟原虫，确诊她患了疟疾，并下医嘱，让我及时给她服药，并帮助护理。特别是当高烧难以支撑时，维廉姐让我背她上厕所，那种战友情多年后见面时，她仍记忆犹新。我说：“大姐，那是我应该做的，你不是也为我缝补衣服吗？”因我那时个子小，发的夏装裤子又肥又长，她给我裁剪合身缝好，我也至今没忘啊！

　　老战友姜华林是1948年由北京29中学参军的文化人，在568团卫生队任调剂员。一次，正遇到从阵地上救护下来的伤员，是他们团二营四连的战士王大成，因伤情重，急需手术抢救。张所长和陈医生负责手术，让姜华林做麻醉，他心里有点胆怯地说：“所长，我没做过麻醉呀。”所长说：“你不是当过调剂员吗？现在我教你怎么麻醉。”一边说着一边拿麻醉用的口罩戴在伤员的鼻口上，告诉他用乙醚一滴一滴地滴上，让他问伤员的意识，同时让我拿着沙时计测伤员的脉搏、了解伤员心脏跳动的情况。当伤员进入全麻后，所长和陈医生开始配合手术，在麻醉的配合下，手术顺利地完成。伤员逐渐苏醒过来，当我用沙时计测脉搏时，已达到正常心率一分钟70次。王大成高兴地说：“谢谢医生和战友对我的救治！”所长说：“你在阵地光荣负伤了，我们应该学习你勇敢的精神。”

　　在那难忘的战争岁月里，正是这小小的沙时计，帮助我们夜以继日地抢救那些在战斗中负伤的勇士们。

　　记得回国后，1956年我提干任卫生排长，补发了两个月津贴。我用142元买了一个英格手表，第一次用它给病人测脉搏，我兴奋不已；后来，在沈阳医大心内科深造学习时，第一次见到心电图，使我大开眼界。再后来调到解放军总医院见到超声心动，在视频上展示出心脏收缩真实状态等先进的一流检测设备。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我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忘记战地沙时计，它虽然古朴简陋，却真实而精确地记录着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历的分分秒秒以及抢救成功的一个个宝贵的生命。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