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当今国际秩序的双重维度来看,中国将建立一整套“新兴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是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转移,从而形成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关键问题是这一过程是通过何种形式来调整的。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起源和战后国际秩序调整来看,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比如武力兼并弱小国家、武力争夺殖民地、通过霸权战争争夺体系霸权等。
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主权规范的深化等原因,大国间的霸权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已经逐渐由原来的军事征服变成经济、外交领域的争夺和通过建立军事、经济同盟关系来挤压对方的战略空间。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实现与他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奠定了外部基础。
首先,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中国一直强调,“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系”,世界许多国家已经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受益。
其次,中国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观。在西方大国战争史上,正是由于新兴大国不断谋求自身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恐惧,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大大提升了军事对抗的紧张度,许多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与西方新现实主义思想不同,中国反对美国奉行的绝对安全观,反对美国推行所谓的“先发制人”。因此,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深入思考世界格局历史发展脉络和现实矛盾后,系统地提出了共同安全这一全新安全模式。
中国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遵循优先发展经济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是很滞后的;中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军事水平来说也是较落后的;从1979年~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减少近200万人,足以说明中国在安全战略问题上并不是通过增加军事实力来实现发展目的的。
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方针,大大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军事结盟引发战争的可能。
历史上,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奥匈帝国、英法集团与德奥集团,英法美与德意日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无不是围绕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展开的。而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自身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一个最基本国策就是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
第三,中国遵循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希望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与霸权国展开军事、经济、外交等多领域的协调和沟通。历史上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战争或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改变、推翻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引发的。
而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不公正、不公平之处,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够为中国提供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国采取的基本国策是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反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内容的同时,愿意严格遵守现有的国际法准则,遵守世界经济贸易的基本规则,在维护现有国际法、WTO准则的同时,逐步和平地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历史上那些新兴大国试图推翻已有国际秩序而引发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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