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別

　　“在多年研究德國處理戰爭罪責問題之后，我將目光投向東方，不禁吃驚，為何日本對同樣的歷史責任竟極盡推諉、視而不見？”德國歷史學家曼弗雷德·基特爾對讀者說。

　　基特爾是《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后》的作者，這本歷史學專著在8日開幕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備受關注。

　　在大量事實論據的基礎上，基特爾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針對德國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影響深遠，而東京審判卻似乎被人淡忘，這是導致戰后德國與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

　　根據美國公民權利活動家約翰·路易斯對戰犯審判研究書目的索引，研究紐倫堡審判的書目共有1290種，而東京審判隻有區區231種。在戰后錯綜復雜的東亞格局之下，主導東京審判的華盛頓當局有意不完整保留審判的卷宗檔案，而且直至1977年審判終結近30載后才公布相關材料。

　　不過，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最重要的區別並不在此。在紐倫堡，包括戈林、凱特爾等在內的24名納粹主要人物悉數遭到指控，11人被判死刑﹔后續審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業集團的領導人被送上法庭。而在遠東軍事法庭，作為日本最高權力代表的日本天皇卻完全逃脫了罪責，日本憲兵隊的重要頭目以及卷入戰爭的民族主義組織與大財閥無一人被送上審判席。

　　東京審判“被”淡忘，正源於審判的不徹底。如今，其與紐倫堡審判的差異已在現實中顯現結果。例如，在德國政治文化中，有許多特指反思罪責的政策術語與概念﹔“記憶文化”就是指保存所有對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以促進反思。而正因如此，德國處處可見大屠殺紀念碑或博物館，對納粹歷史的資料搜集挖掘從未中斷。

　　長久以來，日本輿論一直糾結於誰該對戰爭失敗而非對戰爭罪行負責，日本社會從未對其神道宗教文化進行系統性反思，一些戰犯在戰后仍身居要位。在歷史清算缺位的另一面，則是有人以廣島、長崎之痛否定承認罪責的必要性，“忘記了”戰爭后果永遠無法抵消戰爭造成數千萬人死難的事實。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京審判遠未完成。隨著東京審判原始文獻的整理出版，國際社會對東京審判的關注與研究正逐漸增多。學術的理性之光必將照亮那一段黑暗的歷史，而完成那場早該完成的審判，還需每個人的理性與良知。

　　（據新華社法蘭克福10月10日電 記者 文史哲）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