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北洋海軍官兵存"必死""怯戰"等不良心態

2000年，海外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先生在國內一家著名刊物發表了《甲午戰爭北洋水師上層人物的心態——營務處總辦羅祿家書解讀》一文，認為北洋海軍甲午戰敗與北洋海軍領導層的心態存在直接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並由此開啟了關於北洋海軍官兵心理活動的研究。這是一個極富價值的研究視角，因為無論戰爭的形式和樣態如何變化，所有的戰略戰術都要靠指戰員們實施。所以他們心理活動尤其是心理素質與精神狀態自然與戰爭和戰斗進程休戚相關，具體到甲午戰爭，問題顯然就是北洋將領們在怎樣的心態下出現能戰不戰、一戰即潰、自殺殉職等相互交織的奇特現象的。但是，除了孔文，筆者尚未見到“接著說”的研究，便不揣冒昧，擬從甲午戰前（普通軍官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兩個層次）和甲午戰中兩個大階段分析北洋海軍的軍官心態。

眾生一相：戰前北洋海軍軍官家書充斥“必死”心態

北洋海軍是整建制的近代海軍，官兵尤其是軍官的文化素質普遍較高，海軍的軍種性質又使得他們不能長時間陪伴家人，平時基本上都靠鴻雁傳書與家人聯系。正因為是個人私密家書，各級軍官尤其是中下層軍官得以在其中盡訴衷腸，充分展現他們最真實的精神狀態和內心活動。人們透過這些家書中“戰死”、“備死”等字眼，同時也從軍官們前赴后繼以身殉國的壯舉中，認為很多北洋海軍軍官是抱定為國捐軀的心理而投入戰斗的，目前來看，這很可能是后人的一種誤解甚至是曲解。厘清這種誤解並不有損於英雄的形象（作為軍人，無論在什麼樣的心理活動中，戰死沙場以身殉國都是英勇的表現），而是為了讓后人更深刻地理解戰爭與人性的復雜。

豐島海戰打響前，“經遠”艦駕駛二副陳京瑩（在甲午海戰中犧牲）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陸戰中國可操八成必勝之權，蓋中國兵多，且陸路能通，可陸續接濟﹔但海戰隻操三成之權，蓋日本戰艦較多，中國隻有北洋數艦可供海戰，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無操練，且船如玻璃也。況近年泰西軍械，日異月新，愈出愈奇，靈捷猛烈，巧奪天功（工），不能一試。兩軍交戰，必致兩敗﹔即勝者十不余三，若海戰更有甚焉。所以近年英與俄、德與法，因舊舋兩將開戰，終不敢一試也。北洋員弁人等，明知時勢，且想馬江前車，均戰戰兢兢，然素受爵祿，莫能退避，惟備死而”。駕駛二副屬於北洋海軍的中層軍官，很難說掌握整個北洋海軍的戰斗力情況，而且日后的戰局也証明了陳京瑩對陸戰有八成勝算的預測純屬臆想，但從他信中的上下文分析，他的“備死”實際上就是“等死”。這種未戰就先言死的心態不僅陳京瑩獨有。“揚威”副管輪鄭文恆（在甲午海戰中犧牲）在給其兄長鄭彬候的信中寫道：“甲申中法之役，‘揚威’本擬赴台澎，與法決戰，旋復轉赴朝鮮防御。吾已自分歿於戰事，乃復視人間，距今十稔。此次臨敵，決死無疑。”仗還沒打，就已將十年前的中法戰爭慘敗作為先例，這既是與敵決一死戰的堅強決心，也是對戰爭結局和個人生命悲觀的心態。

下層軍官的心態同樣如此。北洋海軍“濟遠”見習軍官黃承勛（在甲午海戰中犧牲）戰前與人在劉公島喝酒時，喝著喝著突然悲從中來，對交情不錯的關姓軍醫說道：“此行必死，他日骸骨得歸，為君是賴，莫逆之交，爰以敦托。”把一同喝酒的人嚇了一跳，趕緊岔開了話題。

著名女作家冰心的父親謝葆璋時任與陳京瑩同級別的“來遠”艦二副，作為海軍軍屬，她也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甲午戰爭爆發后，因為海軍裡福州人很多，陣亡的也不少，因此我們住的這條街上，今天是這家糊上了白紙的門聯，明天又是那家糊上了白紙門聯。母親感到這副白紙門聯，總有一天會糊到我們家的門上！”軍官和軍屬們的心態足見一斑。在眾生一相的“必死”心態中，北洋海軍官兵是戰、是和、是降、是自殺，都很難說不與這種心態頗有關聯。

消極避戰：“一把手”丁汝昌戰前的“躲閃”心態

人們對丁汝昌在甲午戰爭期間的表現一直存有爭議。其中，對他主戰還是主和的爭論最大。實際上，丁汝昌雖是北洋海軍的“一把手”主官，守土有責，但戰爭尤其是國際戰爭從來不是僅由一支軍隊的個別將領所主導的，指揮官更多地只是戰略或政略的具體執行者和落實者，因此，隻有真正弄清指揮官的實際表現與其心理活動之間的具體關聯，才能更完整地判斷其言行舉動。丁汝昌在戰前曾給人寫過一封書信提及：“師船計陸兵大隊開動，有明戰之命即選銳向機，或佔據，或雕剿，必協力為助。就目前兩勢相衡，我不過船炮力數較單少耳。若以人力相衡，水軍以一抵三，陸軍則力復有溢，是素所深察確鑿不移之勢。縱彼器精利，我但於沖鋒時運以巧計，斷以果力，過此則不難所向披靡，並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從中，人們確實可以認為丁汝昌在甲午戰前確在整軍備戰，但遺憾的是丁汝昌的真實心態遠非如此。

1893年底，朝鮮半島局勢急劇惡化，中日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但身為北洋海軍提督的丁汝昌，在離豐島海戰不足一個月的6月28日（農歷五月二十五日）卻給書法家魯芝友寫了這麼一封信：“威海新建公所，四壁微有點綴，然絕少名貴偉麗之觀，未足以資潤色。若荷惠賜單款翰寶數幅，增絢花廳，益戀人流覽矣”。戰斗在即，作為北洋海軍“一把手”的丁汝昌，他不僅沒有指揮上下投入緊張的戰備，反而在為一個“會所”的裝修向友人索要字畫。這委實令人匪夷所思！當然，這只是清廷上下大小官吏驕奢淫逸的一個縮影，丁汝昌絕不是一個孤例。將帥有個人情趣愛好理論上與戰局無關，但丁汝昌統帥北洋海軍期間，又與李鴻章有著密切關系，他的一舉一行都與其心態有著直接聯系。

根據孔祥吉的研究，“北洋上下彌漫著消極備戰，積極求和的氣氛”。豐島海戰爆發前幾天，李鴻章曾電令丁汝昌帶軍出巡，同時強調要見機行事以保全堅船為妥。丁汝昌當然了解李鴻章的真實意圖，便在回電中稱：“惟船少力單，彼先開炮，必致吃虧，昌惟有相機而行。倘倭船來勢凶猛，即行痛擊而已……牙山在漢江內口，無可游巡，大隊到，彼倭必開仗，白天惟有力拼，倘夜間暗算，猝不及防，隻聽天意，希速訓示”。李鴻章隨即電令：“暫用不著汝大隊去。將來俄擬派兵船，屆時或令汝隨同觀戰，稍壯膽氣。‘揚威’可即調回”。顯然，丁汝昌正是通過揣摩李鴻章的心理，成功得到了取消巡游的命令。其實，甲午戰前丁汝昌的一些請戰電報，實際上也是婉轉表達退回威海衛以自固的深意。而此舉致使北洋官兵在初戰豐島中不僅得不到援助，還損失了“廣乙”、“操江”、“高升”等數艘戰船和近千名陸軍官兵。最高指揮官的心態尚且如此，還能指望北洋艦隊在殘酷的中日海戰中能有多大作為？

無心戀戰：海軍將領群體戰時的怯戰心態

著名甲午戰爭研究學者戚其章先生生前曾撰文指出：“在甲午戰爭中，日本打贏，中國打敗，絕非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戰爭的勝負，不僅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即制定了以奪取制海權為目標及海陸統籌兼顧的戰略方針，對其獲得戰爭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中國海軍卻採取消極防御方針，自動把制海權讓與敵人，以致在豐島海戰后錯過了許多採取攻勢的好機會﹔黃海海戰后又慌亂無計，坐視日軍從花園口登陸以陷旅順﹔后來被迫採取以威海基地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針，但在陸上后路全無保障的情況下，也隻能走向失敗。”此乃不刊之論！而北洋海軍的消極行動正是與將領群體的怯戰心態有著極大的關聯。

1894年9月17日，北洋艦隊在護送軍隊赴朝的途中與日本聯合艦隊遭遇，雙方在大東溝發生激戰。數小時激戰后，北洋艦隊雖重創“鬆島”、“西京丸”等日艦，但己方卻損失了“超勇”、“揚威”、“致遠”、“經遠”、“廣甲”共5艘主力艦，損失程度遠超日軍。並且在戰斗的關鍵時刻發生了“濟遠”、“廣甲”的臨陣脫逃事件。“至管帶濟遠鐵艦之方伯謙，即七月間護送高升運船至牙山，途遇日艦，匿鐵甲最厚艙中，繼遭日炮毀其舵，竟高懸白旗，下懸日旗，逃回旅順口者也……兩陣甫交，方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水師提督﹔旋因圖遁之故，亦被日船劃出圈外。致、經兩船，與日船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茫茫如喪家之犬……”更不可思議的是，方伯謙為了逃命還撞上已擱淺的“揚威”艦，使其進入沉海。“鎮遠”艦美籍雇員馬吉芬也回憶黃海海戰時，“管舵之福州人，隱身於右舷擋炮鐵牌之后，面白如紙。及日艦第二彈至，船身大震，管舵人已不知所之……乃見總兵林泰曾匍匐而口求佛佑。林，官也，全船之司命也，乃膽小如鼠，效乳臭小兒之啼哭，僨事必矣，不覺浩嘆。”北洋海軍將領的怯戰堪稱海戰史上的奇葩！

自黃海海戰到旅順失守，丁汝昌不僅沒有指揮快速整修受傷艦隻，就連最要緊的出海巡防以備日軍登陸一事，都幾乎沒有任何舉動。直到10月20日，日艦已在榮成附近探測水位了，丁汝昌才在李鴻章的一再嚴飭下率領六船、兩雷艇到石島一帶游弋，結果自然是無功而返。10月24日，日本第一軍渡鴨綠江入侵，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擬攻旅大，丁汝昌在李鴻章的嚴令下率艦出巡大連灣一帶，並表態說：“此行遇敵，惟有督率將士，盡力死拼，第船少械虧，勝負未敢計”。不久，丁汝昌再在給友人的信中表達了這種絕望的心態：“寇烽日逼，軍壯絕少轉機。海軍東溝一戰，船力本已單鈍，猝減其四。致、經兩船尤多干勇之士，悉就淪亡……雖倭船同有沉失，而折我致、經兩號上戰之艦，殞我鄧君萬夫雄特之將。飄縱倭氛，未能一鼓殲絕，痛棘於心，伊誰為助？……現惟繕此燼余，竭此衰驅，效命以報，或濟或否，亦復不遑深計也……賤驅腿傷未平，事非身先更有難測”。

這種對戰事絕望的心態，當然不隻丁汝昌一人。林泰曾服毒身亡后，丁汝昌在電文辯解道：“至林鎮泰曾何故遽爾輕生，嚴詢該船員弁，據稱該鎮素日謹慎，今因海軍首重鐵艦，時局方棘，巨船受傷，辜負國恩，難對上憲。又恐外人不察，動謂畏葸故傷，退縮規避，罪重惡名，故痛不欲生，服毒自盡”。李鴻章似乎預料到丁汝昌會這麼說，便先於丁對此事定了性：“林泰曾向來膽小，想因疏忽，內疚輕生”。林泰曾的死與性格上的懦弱有著相當大的關系，但越是膽小的人往往越不敢選擇自殺，而且“鎮遠”艦雖受傷但未覺，林泰曾還可以繼續在新的崗位戰斗御侮，他卻一死了之來回避一切，這恰恰表明林對未來的戰事已喪失了所有的信心。

林泰曾的自殺，對丁汝昌刺激極大，他在給龔魯卿的信中寫道：“林鎮於十八夜情急吞煙自盡，指臂不良，一直於此，可復奈何！心情惡劣，至斯已極。而回思旅防雜沓，尤至竟夕不寐”。他還特地請6個木匠打制了棺材，丁本人甚至還躺進去試了試大小，並給每個木匠兩塊錢的賞金。由此，我們也就不難想像為什麼丁汝昌自退守威海直至全軍覆沒都沒有親自率艦出海巡防的原因了。當日軍在榮成登陸，擬攻威海衛北洋海軍基地時，清廷及李鴻章一再要求出海巡剿，而北洋海軍將領們卻再三表示：“除死守外，別無策……惟有船沒人盡而已”，從而一味龜縮港內，直到腹背受敵，最后或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或將軍艦拱手投降。

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的覆滅深刻地啟示了我們，指揮員的心態事關戰略戰術的選擇，有積極向上的心態，往往就會選准時機主動出擊﹔反之，如果任由絕望、膽怯、怕死等充斥內心，則必然要坐失良機直至一敗涂地。因此，加強戰役戰斗中軍官心態問題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