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度，縱觀歷史，即便國家強大時也沒有侵略別國。對於人所熟知的這一歷史事實，我們還需要做更深入的解釋，即歷史事實背后更深層的是國防軍事戰略選擇，這就是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防御戰略。只是因應國勢的強弱消長而分別採取積極防御與消極防御兩種戰略。國力強盛時採取積極防御戰略，但依然是防御性的，而非西方歷史上國強則擴張、侵略、稱霸。

　　當中華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防御戰略在學理上被解釋清楚后，我們自己就更有戰略定力，也能使國際社會、大國、周邊真正理解、信服我們今天“和平發展道路”的言行合一，從而盡可能在根本上消除他們的疑慮、擔心。

　　中國歷史上面對的外敵、邊患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有學者稱之為“草原帝國”。對於北方游牧民族騎兵的南下入侵，中國在戰略上採取防御性的守勢，長城就是據此而建。

　　歷史上明代中后期面對的邊患除了“北虜”，還有新出現的“南倭”。有意思的是，當明代面對來自東南海上倭寇的入侵時，採取的一個策略也是像在北方邊境一樣，在沿海修筑了海上長城。思維依然是防御性的，並沒想到要去跨海討伐日本。中國歷史上對於日本獨有的征討，都由元朝發動。元朝起始作為游牧文明所具有的擴張性，並不是作為農業文明的中華文明所固有，而它后來也開始了為中華文明所化的過程。

　　作為防御的兩種戰略之一，面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國在國勢積弱時不得不採取相對消極的防御戰略。當中國國勢由弱而轉強時，則由消極防御而轉向積極防御，驅逐入侵者，恢復原有的國土。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就是漢朝立國六十多年，到漢武帝時，一改漢初對於匈奴的和親政策，主動出擊大敗匈奴，使其不再對中國形成威脅。

　　中國以其大國規模以及治理力、統合力總體上抵御了游牧民族、草原帝國的入侵，近代之前沒有常備軍的歐洲面對來自東部的游牧民族騎兵的入侵，則相對沒有這種能力，也沒有這麼幸運，它隻能另尋出路。按英國地緣政治學者麥金德的研究，歐洲從發現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路開始，轉而通向海上，相當於壓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從而抵消他們在東面面對的游牧民族騎兵的優勢機動性威脅。由這一歷史效應，西方開始了海上以致全球性的擴張、稱霸。

　　歐洲海上帝國與歐亞大陸北方的草原帝國一樣，兩種文明都帶有擴張特性，與作為農業文明的中華文明迥然不同。由此，我們也可以重新理解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文明意義。作為陸上大國的中國有著當時世界上最為龐大的艦隊，當時東南沿海還有為數眾多的中國人遷移到東南亞謀生，他們在時間上遠比后來的西方列強早到東南亞，人數上也更為龐大，但不管是明王朝還是移民群體，都完全沒有像后到的西方列強四處殖民。今天或許還有人惋惜，但這恰恰是中華文明的偉大之處。

　　中華文明強調“中道”，力量千萬不能用到極致。作為《五經》之首的《周易》，以“中正”為最高原則，乾卦作為六十四卦的首卦，其最上一爻爻辭“亢龍有悔”完全是警戒之辭，正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這也是中國即使在佔有巨大優勢時還是採取積極防御戰略，而非擴展戰略的哲學根源所在。如此我們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對印度、對越南自衛反擊戰的深層機理。兩戰都是基於對方先入侵我國領土而實行，故而都以“自衛反擊戰”來命名，名正而言順;同時也名副其實是“自衛還擊”，中國速勝后就很快撤回自己的領土，絕不戀戰，更不因獲勝而佔領對方領土，這完全是積極防御性戰略。

　　今天的中國也由消極防御轉向積極防御，保護自己的各種合理權益，但積極防御的本質還是防御，只是更多地著眼於加強過往相對於陸上防御而相對薄弱的海上防御。海上防御由消極防御轉向積極防御，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既是對於固有領土的恢復，也是對於海洋權益、戰略通道安全維護等合理權益的保護。

　　中國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這一理論中的“和平”是應對“中國威脅論”，“崛起”是應對“中國崩潰論”。基於對過往歷史與今天事實的總結，中國的“積極防御”戰略中的“防御”是應對“國強必霸論”，“積極”是應對那些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的人。“積極防御戰略”是中國心平氣和、光明正大地向世界傳達的真實聲音。（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 謝茂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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