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智能化時代大幕開啟，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們想象的速度迎面而來，不僅沖擊著各行各業，也改變著我們的認識和觀念。作為對技術變化天生敏感的領域，人工智能的軍事發展和應用正風起雲涌。

當前，伴隨著信息技術、傳感器、大數據和物聯網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的軍事應用正迎來新一輪機遇期。滲透至軍事應用各個領域，具備指揮高效化、打擊精確化、操作自動化和行為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武器裝備，將在未來戰場上貢獻獨特的“機器智慧與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應用最早是從軍事領域開始。當新科技顯著提升軍事作戰能力時，便促成新軍事變革的發生。美、俄等傳統軍事強國預見到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闊應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視為“改變戰爭游戲規則”的顛覆性技術，認為未來的戰爭將是智能化戰爭、未來的軍備競賽將是智能化軍備競賽，並已提前布局，希望搶佔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先機，力求與潛在對手拉開“代差”。幾個月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沙納漢正式發布關於成立“聯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備忘錄，這將進一步加大人工智能在美軍軍事項目上的應用。俄羅斯也視人工智能為未來軍事競爭的制高點，正加緊研制可以駕駛車輛的類人機器人、組建可與人類戰士並肩戰斗的機器人部隊。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軍事應用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成為人類迄今發生過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為最糟糕的事。”霍金對人工智能的這一評價，啟示我們面對“來勢洶洶”的人工智能軍事應用要保持足夠的審慎。未來，隨著大量智能化無人系統運用於戰場，戰爭成本將大大降低，作戰人員的“零傷亡”有望成為現實，這極易導致軍事強國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隨意。而在復雜戰場環境下，擁有高度智能的無人作戰系統極有可能出現識別錯誤、通信降級甚至被敵電磁、網絡攻擊后“倒戈反擊”等問題，而諸如濫殺無辜、系統失控等更會給智能武器的軍事應用帶來無窮隱憂。

由此可見，事關戰爭的重大問題決不能輕易交由機器做抉擇，即便是人工智能軍事應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蠻生長”，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安全、法律、倫理等諸多問題。應加強社會安全監督管控，形成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治理模式﹔積極參與人工智能國際軍備控制討論與談判，為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安全、法律與倫理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牢固確立人類是人機關系主導者的思想，實現對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讓其為人類的和平發展服務，而不是讓人工智能成為“惡魔的幫凶”。

對這一有望深刻改變未來戰爭形態的技術形態，我們既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更要充分激發其活力。從軍事變革史看，科學技術在歷次變革中發揮著源頭促發性、基礎支撐性作用，誰具有技術變革的敏感性並首先實現技術上的突破，誰就能掌握新的戰爭規則、控制打贏未來戰爭的制高點。對一支軍隊而言，不能正確預判軍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戰爭形態變化，不僅會導致“技術代差”，更會導致核心能力和國家安全等危機。

今天，面對科技發展之“大變局”“大突破”，我們應從設計戰爭、掌握制勝規則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對戰爭形態演變的內在驅動性影響，切實奪取打贏未來戰爭主動權。我們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搞好戰略規劃，突出智能化的目標牽引與規劃主導，密切跟蹤前沿技術，以積極主動的作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熊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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