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戰爭”成大國博弈工具
一名網絡分析師在查看安全代碼。
網絡攻擊是“混合戰爭”使用的手段之一。法國《世界報》網站近日發表題為《“混合戰爭”,戰爭之前的戰爭》的報道稱,“混合戰爭”融合了軍事和非軍事行動、直接和間接行動,已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工具。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此前多次提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其發動“混合戰爭”。有關“混合戰爭”的力量配置、戰法手段等討論受到多方關注。
“混合戰爭”概念最早由美國國防大學研究員弗蘭克·霍夫曼,與時任美國聯合部隊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馬蒂斯在2005年合著的文章中提出。該理論認為,未來將出現一種新的戰爭形式,混合了各種常規軍事力量和非常規力量,既包括高強度的正面軍事沖突,也結合諸如游擊戰、恐怖襲擊、網絡攻擊、輿論宣傳、封鎖制裁及在敵方內部實施犯罪行為等非常規、非對稱作戰。2010年,美軍《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混合戰爭”理論正式作為美軍應對多元化安全威脅和多樣性作戰手段威脅的戰略指導。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提出:“正規戰和非正規戰的混合戰斗,是未來戰爭的基本特征”。該理論主要提及以下觀點:一是當今的戰爭形態發生了混合模糊的新變化,交戰對手將同時運用多種作戰形式進行綜合性對抗,體現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和信息等領域的混合。二是作戰對手出現混合多元的新變化,不再完全是以軍隊為主體,而是發展為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甚至個人等戰爭主體的混合。三是作戰手段出現混合多樣的新變化,軍事手段與其他手段混為一體,達到非對稱作戰的效果,體現為常規作戰、非常規作戰、恐怖襲擊和犯罪騷亂等戰爭手段的混合。四是作戰力量建設發生混合多能的新變化,未來將以加強軍隊建設為基礎,強化非軍事力量、多元化作戰力量的建設,以實現擊敗敵軍、瓦解敵方和爭取民眾等多種戰爭目標的混合。總體而言,“混合戰爭”是傳統軍事手段與經濟、政治、外交、網絡、輿論等多元化工具相結合的作戰方式。
美國提出“混合戰爭”概念,源於對陷入“兩場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泥潭的思考,也基於對手及其戰爭樣式的不斷變化。作為該理論的創造者,其也是最早實踐者,美國在2015年版《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中明確提出“混合沖突”概念。特朗普執政時在其三大戰略報告中,均非常重視積極應對“混合戰爭”。2017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美國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美國持續的軍事優勢,並結合國家其他力量要素,隨時准備應對美國可能遭遇的復雜挑戰。2018年版《美國國防戰略概要》稱,長期的戰略競爭需要美國國家力量的多種要素(外交、信息、經濟、財政、情報、執法和軍事)有機融合。2018年版《核態勢評估報告》將暴力非國家行為者作為美國的威脅。
部分學者認為,美國隻有在其他手段無法實現其戰略目標時,才使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早在“混合戰爭”理論創立前,美國就已運用“混合戰爭”的方法,謀求世界霸主地位並打擊對手,比如通過民主和人權打壓戰略、資本和經濟擴張戰略、文化和思想滲透戰略等非戰爭手段,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和平演變等。從“混合戰爭”的視角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可謂是四面出擊。世界范圍內的各種沖突、混亂、恐慌和危機,幾乎都有美國的身影。
近年來,俄羅斯也在積極探索、實踐和發展“混合戰爭”理論。2013年,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撰寫《科學技術在戰爭規律預測中的價值》,代表了俄軍高層對“混合戰爭”的思考。文章提出,俄要學習使用軍事、科技、媒體、政治和情報策略多管齊下的“21世紀閃電戰”,以最小成本打亂敵人陣腳。2016年,格拉西莫夫在俄軍事科學年會上,發表《混合戰爭需要的高科技武器和科學理論》,要求俄軍事科學院把“混合戰爭”作為重點研究方向,特別是總結俄軍在烏克蘭和敘利亞戰場上的經驗教訓,把“混合戰爭”體系化。
“混合戰爭”的出現和發展使戰爭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擴大,當今時代的戰爭已不分平時或戰時,對手在平時綜合採用一切力量來實現政治目的的“隱形戰”,更值得警惕和防御。在國際安全環境日益復雜和大國戰略競爭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各國應加強對“混合戰爭”的研究和應對:一是把安全能力建設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全過程,堅決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二是對某些國家在政治、經貿、軍事、意識形態等方面採取的具有“混合戰爭”特點的舉措保持高度警惕,穩妥防范。三是加強對“混合戰爭”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不斷豐富完善自身的理論體系。(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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