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習主席曾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到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的重要性。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創造性地實踐了“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游擊戰法，通過“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靈活戰術，開辟廣闊敵后戰場，迫使日軍陷入顧此失彼、兩面作戰的窘境，為抗戰的最后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種分散配置、靈活機動、襲擾消耗為主要特征的游擊戰，實現了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勢能轉換。當前，智能化戰爭形態加速形成，游擊戰思想的底層邏輯智慧非但沒有過時，反而被賦予新的時代價值。

形式多樣的“混合作戰”

抗日戰爭時期，游擊隊並不是單純地執行軍事任務，而是融戰斗隊與工作隊、生產隊於一體的多功能混合體，進行的是形式多樣的“混合作戰”。毛澤東同志指出：“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游擊隊肩負多元使命任務，既要伏擊殲敵、破壞交通，又要宣傳組織群眾、建立隱蔽政權，還要在根據地開展生產自救。聶榮臻同志要求晉察冀邊區的游擊隊，既是抗擊日寇的尖刀，又是減租減息政策的執行者，還是文化政治教育運動的組織者。這種軍事斗爭、政治工作、社會建設的高度混合與相互支撐，使得游擊戰擁有深厚的社會根基與持久韌性。

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混合作戰的內涵與外延得到極大拓展，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外交、社會等領域融合疊加，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輿論、法律等手段綜合運用，軍事行動、網絡攻擊、信息輿論、認知操控、經濟制裁等相互交織，界限更加模糊、力量更加多元、樣式更加融合、調控更加靈活、目標更加隱蔽，具有復雜性、系統性、多維性等特性，作戰行動的戰與非戰、敵與非敵更加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等，其底層邏輯是多重思維的全域混合博弈，以“組合拳”方式達成戰爭的政治和戰略目的。這可以視為游擊戰“多元一體、綜合制勝”思想在智能化時代的新發展。

因地制宜的“非對稱作戰”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遵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戰方針，以“非對稱”之道揚長避短，進行的是因地制宜的“非對稱作戰”。八路軍和新四軍充分發揮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政治優勢、地理優勢等，在華北平原的青紗帳、水網密布的江南地區，因地制宜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等眾多群眾性游擊戰的作戰方法，成功將日軍困於“點線”之間，使其陷入“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日軍哀嘆：“見到八路軍就頭痛，他來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游擊隊的武器彈藥主要“取之於敵”，“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就是生動寫照。敵后武工隊開展村村造地雷、戶戶有地雷的群眾性爆破運動，發明創造出鋼鐵、石頭、陶土、瓦罐等不同材料制成的偽裝性好的地雷。這種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的戰法，迫使擁有優勢裝備和實施正規戰術的日軍在復雜多變的游擊環境中無處著力。

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非對稱作戰被賦予新內涵，強調以網絡信息體系為基礎，通過靈活運用力量、時間、空間和信息等要素，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形成非對稱優勢，並靈巧運用這種優勢精確打擊敵方復雜作戰體系的脆弱節點，以能擊不能，從而制勝於敵。這種非對稱作戰，更加強調智能化技術運用，追求的不是平台對平台的消耗，很重要的是以敏捷響應、低成本、可再生的智能手段，對敵之高價值、難再生的關鍵體系節點實施“四兩撥千斤”的精確打擊。這可以視為游擊戰“以我之長，擊敵之短”思想在智能化時代的新躍遷。

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作戰”

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日軍精良裝備和嚴整陣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通過地理空間動態調整，達成“散得開、收得攏”的作戰效果，進行的是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作戰”。毛澤東同志強調，按照情況靈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擊戰爭的主要的方法。特別是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對我抗日根據地的“掃蕩”由過去的逐步推進、壓縮包圍圈，再分區清剿變為“鐵壁合圍”“拉網式掃蕩”，企圖變“點”“線”的佔領為“面”的戰略。中國共產黨適時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的戰略方針，開展更加廣泛的、群眾性的、分散的游擊戰，以逐步消耗和削弱敵人。八路軍在敵人展開合圍時採取“化整為零”實現隱蔽機動，在敵人分兵進行“輾轉抉剔”時採取“化零為整”形成局部兵力優勢，有效挫敗了日軍的“掃蕩”。正是這種戰略耐性和組織韌性，使得游擊戰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持久戰的重要支撐。

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分布式作戰更加強調兵力部署廣域分散、能力狀態離散分布，根據實現作戰企圖、達成作戰目的、遂行作戰任務需要，優選最佳作戰要素、單元、力量，通過作戰能力融合、行動作用累積，聚合最優作戰效應，激發最大作戰潛能，實現作戰效益最大化，達成最佳作戰效果。這種分布式作戰已經從“地理空間的分散”上升為“全域全維的動態耦合”。“形散”不再局限於人員裝備在物理空間的分散，而是拓展到網絡、電磁、認知等多維戰場﹔“神聚”則依托數據鏈、人工智能和分布式指揮系統實現跨域協同，既極大提升了戰場生存力，又倍增了打擊效能。這可以視為游擊戰“化整為零、形散神聚”思想在智能化時代的新升華。

統分適度的“自主作戰”

抗戰時期游擊戰的指揮模式是戰略的集中指揮和戰役戰斗的分散指揮，進行的是統分適度的“自主作戰”。毛澤東同志曾將游擊戰的指揮模式比喻為漁人打網，“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漁人把網散開時，要看清水的深淺、流的速度和那裡有無障礙”，“漁人為了收得攏，就要握住網的繩頭”。百團大戰就是戰略集中、戰役戰斗分散作戰的典型戰例。1940年，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指揮下，晉察冀軍區、第120師、第129師等共105個團約27萬人，在長達2800公裡戰線上相互協同、彼此策應，對日軍發動了自抗戰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略性進攻。作戰期間各根據地的游擊隊根據戰場態勢自動參加戰斗，自發追殲敵人。彭德懷同志講，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是具有高度自覺性和積極性的。

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自主作戰是“人在回路的自主系統”與“任務式指揮”的深度融合，將自主作戰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聯合全域指揮控制系統的構想核心，就是建立強大、有韌性的信息網絡，實現戰略意圖和關鍵信息的下達共享，從而將大量戰術決策權下放至邊緣節點，包括高度智能化的自主武器系統集群。這些系統依托先進的人工智能，能在上級賦予的任務邊界和戰略目標框架內，根據實時戰場態勢，自主進行目標分配、路徑規劃、戰術協同和火力決策。這種戰略意圖牽引、智能集群自主的模式，將“OODA”循環“觀察、判斷、決策、行動”四個環節的執行時間壓縮至秒級，既保持了戰略統一性，又釋放了戰術靈活性。這可以視為游擊戰“戰略統領、戰術自主”思想在智能化時代的新呈現。

任務多元的“特種作戰”

兵貴精不貴多。抗日戰爭時期游擊戰以“量少而質精”的編組，形成“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靈活的屏障”，進行的是任務多元的“特種作戰”。長期艱苦卓絕的游擊戰錘煉出許多精悍善戰的特種作戰單元。彭雪楓同志組建的新四軍騎兵團成為千裡淮北平原上的一支能征善戰的鐵騎。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按照中共中央確定的“敵進我進”方針，抽調部分骨干與地方軍、民兵配合，普遍組織精干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佔區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對敵斗爭。武裝工作隊一般由12~15人組成，以連排干部為主，再加上黨、政、民多方人員混編而成。這種精干靈活的作戰編成在嚴酷敵后環境中有著極強的機動性、隱蔽性和靈活性，猶如匕首般插入敵后戰場，對打破日偽軍“掃蕩”“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起到重要作用。

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特種作戰因其能夠以戰術行動達成戰略目標，正成為軍事力量運用的重要樣式。特種作戰已超越傳統游擊小隊模式，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自主系統和高度專業化的職業軍人。未來的特種作戰單元，很可能由少數精英指戰員、數據專家和戰術專家組成，指揮控制具備高度自主能力的無人僚機、無人戰車和智能傳感器網絡進行作戰。這些無人系統在人工智能驅動下能自主完成滲透偵察、目標鎖定、協同打擊甚至電子干擾等復雜任務。這種特種作戰模式，通過智能節點構成的“無形之網”實現智能無人主導下的特種精銳作戰，以較低的人員風險，在廣域空間能同時執行多重高危任務。這可以視為游擊戰“以小博大、以精制勝”思想在智能化時代的新樣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