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海防与海权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东西方对于茫茫大海的认知差距渐然拉开。西方的视野已在全球，中国的目光仍在九州。欧洲已经将陆地与海洋联系起来思考了，中国却坚守陆地而与海洋失之交臂，中西方因此在18至19世纪走向了不同的历史方向：海防与海权。

　　马汉“海权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贸易，通过控制世界贸易控制世界财富，通过控制世界财富控制世界本身。西方很少讲海防，它们在第一层面讲海洋，看重海洋可以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第二层面讲海权，认为海洋问题的实质在于海权，而要获取海权必须积极主动进攻，不能仅限于如何防。大陆文化以防御性为主，“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重要手段就是修筑长城，长城式的陆地防御体系一经凝固，也很容易被固化应用到海上防御。

　　晚清时期，海洋是近代中国受侵害的一个方向，是西方获取利益的一个通道。因此，回避和防守也就成了国势衰弱时期的一个必然选择，西方海权观念传播到中国自然被矮化为海防。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相当于海岸警卫队。清军水师的战略任务是近海巡缉、守卫海岸而不是出洋与其他国家一比高低。李鸿章海防思想的一大进步是以海为主、水陆相依，但最终还是停留在“口岸防守”“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的被动防守中。中国近代海上力量的发展走的是“次国”的道路，把自己的目标始终限定在海防的最低层次——防御本国海口。近代中国没有对西方的海洋战略和国家战略进行本源性思考，思维还是从陆地看海，只能一味防守、被动经营，于是就一次次失去了走向海洋的良机。所以清朝和民国建立的海军只能是水师概念的延伸，是整个军队中的一个兵种，而不是一个军种，是傍岸而战的陆军的辅助者，并不是走向大洋的主导者。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一次次证明了，不能制海必为海制，即使保存一片大陆，亦不过是笼中之鸟，为人所制，陆主海从、一味防守下的海军当然就成为别人的标靶。

　　一般而言，海洋后进式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表现出更强的目的性，一般都会选择较弱的对手和较好的时机来扭转国运。比如，美国将目标锁定在行将没落的海上强国西班牙，美西战争成为美国走向太平洋的起点，日本把打击虚弱停滞的晚清海军作为“脱亚入欧”的“宣言”，无不是选择了一个较容易征服的对手和恰当的时机。而中国的近岸防守是没有假想敌、没有针对性的防守，随时可能会被敌人倾覆和吞没。1886年中日发生长崎事件时，主管北洋水师的英国人琅威理主张对日宣战，此时的北洋水师相对日本具有较强优势。但是清政府从来就没有战略目标，自然也未理会和接纳这一建议。时机就这样错过，虎视眈眈的对手悄然壮大，直至1892年开始日本在海军装备上已经超过了清朝，1894年日本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这印证了海军发展的铁律：不主动就是坐以待毙。近岸防守如果不是作为远海战略的补充手段，而被当作主要的长期的方法，结局就只能是望洋兴叹。它是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耗费巨大的海军的结果，也是凝固的大陆文化心理的体现，是未能对海洋的开放性和海军的进攻性有深刻认知的反映。

　　有人指出，战争从来都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在军事家的头脑中，第二次是在现实中。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海上御侮战争第一次在思想家的头脑中就是萎缩不健全的，那么第二次在现实中只能更狼狈了。由此可见，欲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深思海权与海防的关系，具备更宽广的战略视角。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