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烏克蘭危機可能給中國帶來十年戰略機遇期

資料圖：王海運少將

自去年11月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俄羅斯與美歐的對抗愈演愈烈，不僅將烏克蘭拖入了災難的深淵，而且攪得整個世界不得安寧。

烏克蘭危機是如何發生的？對未來世界意味著什麼？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中國外交應當如何應對？

4月10日，浙江人文大講堂請來了我國前駐俄使館武官、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王海運少將，談談他對烏克蘭危機的觀察與思考。

烏克蘭位於特殊地緣政治斷層

烏克蘭處在一種特殊的地緣政治斷層上，是這個國家的可悲之處。它位處俄羅斯同歐美的勢力范圍結合部，是雙方攻防的戰略緩沖帶。由於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前蘇聯時期，這個矛盾被掩蓋了。

前蘇聯解體后，烏克蘭和俄羅斯分別獨立建國，矛盾就暴露出來了：俄羅斯一定要把烏克蘭留在自己的勢力范圍之內，把它看成實現強國目標必不可少的戰略支撐點﹔而西方一定要剝奪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要把烏克蘭納入歐盟，進而拉入北約，所以雙方在此問題上的爭斗，具有突出的大國地緣政治博弈性質。

從更深層次來講，烏克蘭自身就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我簡單歸納為四大分裂：

第一，文化認同分裂。東部地區居民大多信仰東正教，東部地區可以說是東正教的發祥地﹔西部地區居民大多信仰天主教，與波蘭是一樣的。東部地區居民以講俄語為主，西部地區居民以講烏克蘭語為主。

第二，歷史認同分裂。東部地區認同大俄羅斯，認為自己是大俄羅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西部地區就不同了，歷史上相當大一部分時間曾經屬於波蘭。

第三，意識形態分裂。西部地區居民比較崇尚歐洲的意識形態，認同歐洲的價值觀﹔而東部地區居民比較認同俄羅斯的主權民主。

第四，經濟發展形態的分裂。西部地區是農業區，主要生產糧食、棉花，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東部地區是工業區，重工業、軍事工業、高科技產業比較密集，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也遠大於西部地區。

可以說，烏克蘭地緣政治基因特殊，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如果當權集團、精英集團比較明智、比較理性的話，或許能把東西部融合在一起，保持國家的統一。可惜烏克蘭獨立建國二十幾年，幾屆當權集團都缺少對國家地緣政治現實的清醒認識，不是“東奔”，就是“西跑”。當然，主要是往西跑。

烏克蘭歷屆政府在國家治理上的失敗，不僅反映在外交戰略選擇上，而且反映在政治、經濟發展道路選擇上。

政治上，烏克蘭實行了激進的西式民主改革，而烏克蘭缺少西方民主的土壤。它有幾百年的沙皇專制歷史、70多年的前蘇聯集權歷史。烏克蘭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結果，隻能是使國家陷入無休無止的動亂。再加上缺少成熟的政治領袖，缺少成熟的政治力量，精英集團隻知道爭權奪利而不顧國家利益，才造成了今天這種可悲的局面。

烏克蘭的教訓對於所有轉軌國家都具有警示意義。

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也有著同樣的教訓，這些國家都缺少實行西式民主的土壤，但是都急不可耐地推進西式民主，結果是給外部勢力插手干預以可乘之機，給利益集團相互傾軋以可乘之機，致使國家長時間陷入混亂、動蕩。

冷戰后歐洲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烏克蘭危機是冷戰后歐洲發生的最為嚴重的政治危機，是西方與俄羅斯擠壓反擠壓、西化反西化的新一輪較量，是外部勢力直接操縱的一場“民主動亂”，是西方大國新干涉主義的又一次拙劣表演。有以下幾個特征：

首先它是西方大國操縱的。獨立廣場的事件不是西方操縱的嗎？麥凱恩、阿什頓到獨立廣場干什麼去了？那些講話的煽動性還不夠赤裸裸嗎？大家聽過鈕蘭的錄音講話嗎，她要干什麼？武裝分子的槍支彈藥從哪兒來的，他們同時向兩方射擊是誰策劃的？無數事實証明了外部勢力的黑手已經深深地插入。

再一個特征是以親西方民主派為主力的，這一點不存在爭議。當然，還有一些極端勢力，“西區”、自由黨，他們與親西方民主派屬於同一陣營。“西區”有不少武裝起來的納粹后裔，行為十分極端。政權更迭后，自由黨的第一個提案就是要求取消俄語的官方地位。

第三個特征是以反獨裁專制、要民主人權為訴求，他們打出的旗幟、喊出的口號就是這樣的。

第四個特征是以所謂的西方民主方式進行的。游行示威、街頭運動、沖擊機關、破壞設施，這就是他們崇尚的西方民主。西方宣揚這是真正的民主，是合法的，可是這種民主如果用到歐美國家行不行？法國曾經鎮壓過，英國也鎮壓過，都毫不含糊。任何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容忍沖擊國家機關，使政府長時間陷入癱瘓。講民主也要講法治，不然就是無政府主義。

還有一個特征，那就是以建立親西方政權為目的。在此問題上，獨立廣場上的鬧事群體公開舉旗，是不加掩飾的，西方國家也是如此鼓動的。

烏克蘭危機雖然發生在中東歐地區，但是，這絕不是一個地區性事件，而是具有全球影響的重大事件。

烏克蘭危機將除中國以外的世界主要大國悉數卷入，而且觸及到國際法基本准則等國際秩序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因此對大國關系的影響非常深刻。

或給中國帶來又一個“戰略寬鬆期”

烏克蘭危機讓歐洲重新成為大國對峙的前沿。華約解散、蘇聯解體之后，歐洲地區由美蘇對抗走向了和平共處。近幾年，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對抗前沿似乎在向亞太轉移。可是，此次危機再次將歐洲變成為俄西對抗的前沿。

可以認為，烏克蘭危機已成為冷戰后東西方關系的分水嶺，俄羅斯和美國互為戰略對手的局面進一步固化，雙方由戰略容忍轉向戰略對抗。盡管他們之間有可能達成某種戰術性妥協，但是戰略僵持可能長時間持續。

歐洲重新成為俄西對峙的前沿，意味著美國將不得不加強其在歐洲的軍事政治存在。

歐洲也在呼喚美國回返，“你得盡你的盟主義務”。美國原來准備把主要軍事力量轉向亞太，他搞“亞太再平衡”首要一條就是拉幫結伙，搞軍事同盟，軍事優先、加強軍事部署。現在看來，不可能不受到歐洲事態發展的牽制。

美國人擔心亞太地區的盟友和准盟友對其失去信心，馬上表態講，其重返亞太戰略絕對不會動搖。但是，包括國外的一些分析家都認為，美國難以兩端兼顧，轉向亞太有可能成為“爛尾工程”。

在此情況下，北約野心勃勃的全球干預戰略也不得不向歐洲收縮，其介入中亞、東亞事務的能力和意志都會有所下降。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的能力有可能下降，中國面臨的霸權壓力有可能減輕。

在受到西方大國抹黑孤立、威逼打壓，國際處境特別是西部安全環境大幅惡化的情況下，俄羅斯必須借助戰略利益、戰略理念廣泛相近同時又蓬勃發展的大國中國來平衡西方的壓力。

另外，這場危機幾乎把世界主要國都卷入了，而中國不是當事方，相對超脫。因此，各方都在看中國怎麼做，都希望中國站在他們一邊。這就給中國外交運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搞好了，中國可以提高國際地位、增強國際話語權。因此可以說，如何應對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外交智慧是種考驗。

總之，烏克蘭危機很可能給中國帶來又一個10年的“戰略寬鬆期”。至於能否成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則要看我們能否准確把握、有效利用。（梁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