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治兵者，必先治將。這是中國古代兵家總結出的一條重要治軍經驗。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軍事家認識到“兵是軍之基，將是兵之脊”的道理，因此“整肅軍紀，重在將也、難在將也”。

三國時期，蜀漢名相諸葛亮認為遵守軍紀軍規、珍惜個人聲譽是將帥能夠領兵打仗的必備條件，並在其《將苑》中細數“侵竭府庫，擅給其財”等九蠹，認為“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明朝戚繼光在《練兵實紀·練將》中指出，為將者須“恪守正道，立身行己，凡百點檢，務可以率下事上，以身為眾人之法程，以官為眾人之視效。否則人心解體，萬法叢脞”。翻開燦若繁星的中國古代兵家聖典，如果說從嚴治軍之道是其中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那麼堅持嚴兵先嚴官、嚴下先嚴上、嚴軍先嚴將則是其精髓所在。正所謂“故將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

歷史興衰更替反復驗証著這條軍隊建設的鐵律。秦軍掃六合而得天下，蒙古鐵騎橫貫歐亞大陸，滿洲八旗統一華夏，這些軍團之所以強悍一時，離不開從嚴治軍的紀律保証，更離不開治軍重在治將這一最重要的治軍手段。然而，毫無例外的是，這些稱雄於世的封建王朝軍隊伴隨著國家政權的穩定與鞏固，在成功后迅速蛻化，在農民起義、內部豪強或外來勢力的打擊面前潰不成軍，隨同政權的腐朽而一起衰落。秦滅六國后，立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各路軍官文恬武嬉，承平意識流布，戰備意識淡忘。晚清軍隊中，大官小吏更是整日“居家彈箏擊筑，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除“攘功取巧外，別無長處”。領兵之人從昔日剽悍驍勇的將帥蛻變為養尊處優、驕奢淫逸、游手好閑的官老爺和寄生虫，這支軍隊由盛而衰及亡便不可逆地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當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軍隊躍上軍事舞台之后，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思想，便開始注入了新的營養液。從革命戰爭年代一路走來，人民軍隊的紀律始終反映著人民利益。以此為根本，堅持從嚴治軍、從嚴治官，鍛造出這支守紀如鐵的軍隊，從而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凝聚了力量，取得一個又一個重大勝利。古田會議上，為嚴禁以紅軍“鐵匠”大隊長郭天明為代表的打罵體罰士兵現象，“廢止肉刑”的軍規寫進人民軍隊法典。全國抗戰伊始，紅軍功臣黃克功因逼婚未遂觸犯黨紀軍規，被處以極刑，教育了全黨，教育了軍隊，教育了中國革命。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系也，禍福之所倚也。”從當年懲處打罵戰士的“鐵匠”和貪墨公款的功臣，到今天全面徹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老虎”，我軍從嚴治軍、從嚴治官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面對新的治軍形勢，習主席鮮明提出“從嚴治軍關鍵是從嚴治黨，要害是從嚴治官”。從切實發揮加強高中級干部管理規章制度的作用，到把高級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作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和關鍵，制度籠子越扎越密，從嚴治官越抓越實，使領導干部自覺帶頭廉潔自律，帶頭投身改革強軍實踐，當好基層官兵的引路人和練兵打仗的領頭雁。（周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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